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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贵尊严和雄健刚毅” 肖邦:《降A大调波罗涅兹》

    “高贵尊严和雄健刚毅” 肖邦:《降A大调波罗涅兹》

    肖邦作为波兰音乐家,他的主要创作生涯是在法国度过的,从21岁到39岁去世,他在法国生活了18年。19世纪中期的法国正在兴起浪漫主义运动,巴黎取代了维也纳的音乐中心地位,云集了一大批音乐家。李斯特、梅耶贝尔、柏辽兹、凯鲁比尼、罗西尼等音乐界的精英人物都在巴黎肖邦和乔治·桑的客厅露面。乔治·桑不仅在法国文坛上有一席之地,她还是个干练的社会活动家,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在她周围。肖邦和乔治·桑寓所的客厅堪称是世界上最高雅的艺术沙龙,雨果、巴尔扎克、海涅等文学界巨擘是这里的座上客,当然也少不了肖邦最亲密的朋友、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浪漫主义艺术大师德拉克洛瓦在这里为肖邦画过肖像,那时的肖邦消瘦憔悴。诗人波德莱尔说这幅肖像是“一个已经摸到棺材的人”。同时来这里做客的画家还有很多,因此肖邦留下了不少画像。后人端详着这些画像揣度肖邦的性格,结果总会得到并不准确的印象。

    肖邦最有代表性的肖像画

    肖邦自幼生得清俊秀美,8岁第一次公开演出时,几乎被人误认为女孩子。20多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此后一直脸色苍白,柔弱多病。他举止文雅,气质高贵,李斯特说他像“一个王子”。海涅描写肖邦有“一个柔弱的匀称的有一点病态的身材,以及高贵的心和天才”。文弱俊美、苍白略有病态、高贵而才华横溢,肖邦具备了一切让上流社会妇女怜爱的条件。所以,有人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沙龙音乐家,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是,他们只看到了肖邦的一个侧面,忽略了肖邦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本质的一面。了解一位音乐家,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倾听他的音乐。舒曼的一段话道出了肖邦的真正价值:“要是北方威震四方的君主知道在肖邦的作品里,在他的马祖卡舞曲单纯的曲调里,包含着对他多大的威胁的话,他定会禁止这些音乐的。肖邦的作品好比是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

    肖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是纯粹的波兰人,但他把波兰当作自己的祖国,并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忧国忧民,以浪漫的爱国主义激情发掘民族音乐。在他一生中创作的二百多首音乐作品里,具有民族性格的占有很大比重。诗人密茨凯维奇经常到肖邦的寓所做客。肖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就像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我从来也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支和诺尔维德弹琴。他们中有一人来的时候,我就坐下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吗?”

    肖邦与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有特殊的友情,他的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g小调叙事曲》是受了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启示写成的。

    肖邦一生共写过13首波洛涅兹舞曲。波洛涅兹是他的作品里民族精神体现得最强烈的体裁。他的波洛涅兹舞曲华丽典雅、刚毅豪放,艺术效果强烈,是这类体裁的典范之作。波洛涅兹是波兰民族舞曲,来源于16世纪贵族庆典活动中的隆重仪式,后来,转化成舞曲。波洛涅兹这一体式本身就具有波兰的民族性,所以,肖邦很喜欢借重它寄托自己的爱国热情。肖邦虽有一个柔弱多病的外表,内心世界却很高旷激越,他最著名的两首波洛涅兹——《A大调波罗涅兹》和《降A大调波罗涅兹》,气势雄浑、果敢刚毅,与他的夜曲、即兴曲等抒情性作品完全不同。其中,《降A大调波罗涅兹》最堪称道。

    《降A大调波罗涅兹》写于1842年,是肖邦创作上的成熟期的作品。肖邦这个时期的作品以深刻的民族内容、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和娴熟的音乐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降A大调波罗涅兹》是同类作品中性格最刚健、气势最宏伟的一首。音乐的主题热情豪放,伴随着沉稳刚毅的节奏,描绘出古代军队金戈铁马驰骋纵横的雄壮场面,用以表现民族英雄豪杰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寄托着作者心头澎湃的民族感情。

    肖邦有一次对密茨凯维支谈起他写《降A大调波罗涅兹》的心理体验:那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没有客人打扰,肖邦独自一人在客厅的钢琴前一边试奏一边记谱。他为乐曲中段找到了一个模仿马蹄声的音型节奏,在马蹄声的伴随下,古代波兰骑士横扫战场,场面极为壮观。写到这里,客厅的门突然开了,一群身披甲胄的古代骑士涌进客厅。肖邦吓得惊慌失措,欲夺门而逃,盛装的骑士队伍又倏然而逝了,原来这是肖邦感情过于投入,被自己的音乐魇住,产生了幻觉。后来,密茨凯维支把这件轶事转述给一位画家,那位画家便根据这件轶闻作了一幅画,题目叫做《根据肖邦的故事》,画面上的肖邦张开双臂惊恐而逃。

    肖邦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与他的内心世界反差的确很大,以至很多人对他都有不准确的评价。乔治·桑与肖邦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可以说是除父母外最接近肖邦的人,也未能真正理解肖邦。她说:“肖邦是一朵玫瑰花的叶子,苍蝇的阴影挡住了射在玫瑰花上阳光,使肖邦呈病态、失血,以致身亡。”乔治·桑显然认为肖邦从躯壳到灵魂都是病态的,这也许是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令人不解的是,乔治·桑为什么不从肖邦的音乐里去真正理解肖邦、接近肖邦,而急于去充任情人兼母亲的角色呢?

    《降A大调波罗涅兹》是由身披金甲贵胄的骑士组成的雄壮队列,行进在波兰的古堡广场上。这队伍象征着高贵尊严和雄健刚毅,这才是肖邦心向往之的波兰精神,这也是他性格中真实的一面。

  • “充满生命的活力,欢乐而热烈” 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充满生命的活力,欢乐而热烈” 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柴科夫斯基一生共写有三部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最为成功,是世界钢琴音乐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协奏曲写于1874至1875年,是柴科夫斯基前期代表性作品,反映了作者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特性。

    在这个时期里,柴科夫斯基的精神状态基本上是积极进取、开朗乐观的。那时他还没有遭遇婚变的刺激,也没有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埋藏在他性格深处的忧郁悲观尚未扩张。他以一个初登场的年青后生对成功的追求欲望,充满了自信和奋斗精神。他自信能成为“俄国第一名作曲家”和“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作曲家”,他勤奋地工作,除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和从事音乐评论工作以外,还写出了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协奏曲、管弦作品、钢琴曲、浪漫曲等作品达二百件以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柴科夫斯基前期作品的主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一钢琴协奏曲》规模宏伟,气魄雄浑,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乐曲充满生命的活力,欢乐而热烈。因为柴科夫斯基与“强力集团”的音乐家们很接近,有人据此把他也划入民族乐派,这不一定准确。从《第一钢琴协奏曲》看,音乐里虽采用了乌克兰民歌旋律,但柴科夫斯基主要借鉴的是民歌里鲜活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感情,把欢快活泼的民歌素材加以交响处理,从而渲染出对光明的追求。《第一钢琴协奏曲》恢弘的气势和抒情性的结合,表明作者寻求的仍然是世界性语言。全曲的音乐结构更可以说明这一点:乐曲虽是标准的三个乐章,但却像是交响乐四个乐章的组合,这可以称作是交响乐与钢琴演奏的交响乐。

    《第一钢琴协奏曲》是柴科夫斯基首次尝试这种音乐体裁,它不拘泥于古典协奏曲的范式,而且,在音乐内容上别出心裁,创造出一首灿烂辉煌、雄浑壮丽的生活颂歌。作者完稿后对音乐非常满意,自己也被这部新作的气势所感动了。不料,这部协奏曲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而是经历了一番曲折。

    柴科夫斯基写完《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第一个出以示人的就是他一向敬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尼古拉·鲁宾斯坦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两位鲁宾斯坦都是具有国际声望的钢琴家,分别创建并执掌着俄国当时的两所音乐学院。兄弟二人都对柴科夫斯基的音乐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安东·鲁宾斯坦引导他走上专业音乐创作之路;尼古拉·鲁宾斯坦则为他提供机会,不断提携他。出于对尼古拉的感激之情,柴科夫斯基想把此曲题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

    柴科夫斯基对这部协奏曲充满了成功的希望,并热切地期待鲁宾斯坦会褒奖此曲,还希望他从演奏家的角度出发对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但是事与愿违,鲁宾斯坦听了试奏之后,竟全盘否定了柴科夫斯基这部充满激情的新作。

    据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和当时另一位在场人的回忆,那天的气氛很不愉快。在鲁宾斯坦家里听柴科夫斯基演示新作品的还有音乐学院里的另两位教授,古贝尔和柯西金。柯西金后来写过回忆柴科夫斯基的专著,据柯西金回忆,柴科夫斯基在弹奏的过程中,鲁宾斯坦和其他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空气沉闷极了。这对于乘兴而来的柴科夫斯基来说,不啻是无言的拷问。他期待着有人插进来说上几句不论是褒是贬的话,但就是没人发言。他强打精神才把乐曲弹完,他知道,对于一件艺术品,一首诗,一幅画或是一首乐曲,最彻底的否定就是一言不发。一点意见也提不出来,那就是说这东西一无是处、不可救药。

    果然,尼古拉沉默片刻之后说:“这东西根本不行,完全无法弹奏,结构上也是一团糟,大部分都得扔掉,只有两三页可以保留。”说着他拿过了乐谱,一段一段地指出他认为糟糕的地方。一边激烈地批评,一边在钢琴上弹奏,而且,似乎在有意地弹得很糟。

    柴科夫斯基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感到受到了伤害。据在座的柯西金回忆,柴科夫斯基很生气,他收回乐谱,就要离去。鲁宾斯坦也觉出有些过分,他急忙缓解气氛,声明作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做些修改,他还是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奏的。但是晚了,局面已经僵硬,柴科夫斯基坚持不受,他宣布:“我一个音符也不改!”就这样,两个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

    尼古拉·鲁宾斯坦那天对柴科夫斯基的态度的确过于生硬,完全不像他平时的为人。他与圣彼得堡的哥哥安东性格完全不同,安东脾气固执,对待事物非常苛严,常常因为艺术上的意见分歧而与人争吵。尼古拉则不然,他一向待人友善、谦和,善于把不同性格的人组织在一起;而且特别奖掖新人,提携后进;尤其对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更是尽全力推广宣扬。但是这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人事后推测说柴科夫斯基写这样一部大型钢琴作品,写作过程中居然没有就技术性问题去请教国内外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鲁宾斯坦,这引起了他的不快。要知道,就连贝多芬那样的大师,在写《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也还要同演奏提琴的专家讨论指法问题。即使如此,贝多芬还是把华彩乐段空下来,留给演奏家去发挥,这才有了约阿纪姆和克莱斯勒的两个华彩版本。而这个柴科夫斯基,第一次写钢琴协奏曲,就如此妄自尊大,这使尼古拉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听了试奏,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尼古拉很不冷静地全盘否定了柴科夫斯基的得意之作。

    自认为遭到了冷遇的柴科夫斯基愤然离去,他撤换了乐谱上的题词。把《第一钢琴协奏曲》献给了德国钢琴家封·彪罗。彪罗不愧是国际著名演奏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他拿到乐谱后一眼便看中了乐曲中洋溢的青春气息和热烈欢快的俄罗斯风格,并不在意演奏上的技术障碍。他认为这是柴科夫斯基送给他的一份厚礼,他在给柴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为接受这部动人心弦的大作而深感荣幸。”

    1875年,彪罗携《第一钢琴协奏曲》访问美国巡回演出,也许是这首乐曲开朗热情、积极进取的精神很符合美国的开拓精神,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尼古拉·鲁宾斯坦这时才认识到这部作品的价值,他主动提出演奏《第一钢琴协奏曲》,并且全力以赴地推广。1878年尼古拉访问法国时,又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巴黎引起轰动。此后,尼古拉还是继续排演推广柴科夫斯基的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881年,尼古拉·鲁宾斯坦去世,为了纪念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写了《a小调钢琴三重奏》,副题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鲁宾斯坦与柴科夫斯基之间的误解全部烟消云散,为乐坛留下一段逸话。

  • “追求尽善尽美,建立艺术传统者” 胡梅尔:《E大调小号协奏曲》

    “追求尽善尽美,建立艺术传统者” 胡梅尔:《E大调小号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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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家,这里指的是具有一定成就的音乐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标新立异,开一代风气之先,自创流派,为后人开路者;另一类则是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谨慎从事,追求尽善尽美,建立艺术传统者。胡梅尔属于后一类音乐家。

    约翰·胡梅尔1778年出生在波西米亚的普雷斯堡,1837年去世。波西米亚有“欧洲的音乐学院”之称,胡梅尔得其乡土风气之惠,自幼便表现出音乐才能。胡梅尔一生的音乐活动主要以维也纳为中心,所以他被划归奥地利音乐家行列。事实上,他的家乡在那个时期也在奥地利哈布斯堡治下。

    胡梅尔早期受教于莫扎特,曾经就住在莫扎特家里,算是莫扎特的入室弟子。胡梅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德国、荷兰、英国巡回演出,在英国时又跟钢琴名师克莱门蒂学习一年,回到维也纳时尚不满15岁。归来后又师从阿尔布雷希茨贝格、海顿和萨列瑞,这三位都是贝多芬的老师,从师从关系上看,胡梅尔该是贝多芬的同学。他虽然比贝多芬年幼8岁,由于早慧,他比贝多芬成名还要早。

    胡梅尔少年时期跟从海顿学习,青年时期接承海顿的衣钵,当了埃斯特哈齐乐队的指挥。不过,这时的埃斯特哈齐乐队已不如先前那样规整,它的旧主人去世以后,继承人遣散了乐队,只保留了教堂唱诗班。老乐长海顿仍保留着头衔,和一份终身年金。胡梅尔担任指挥期间,演出任务并不繁重,所以,他得以有时间创作大量作品,还可以外出演出。

    胡梅尔与他的老师海顿另一处相同的就是他也为小号音乐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就是这首《E大调小号协奏曲》。胡梅尔虽比海顿晚半个世纪,但他也同样没有见到有阀键的小号,所以,他的小号协奏曲也是为孔键小号写的。胡梅尔是一个谨慎精细的作曲家,他尊崇前人的艺术经验,喜欢在严谨的音乐范型里寻找创作的快乐。他的小号协奏曲严格地遵守协奏曲三个乐章的规范,布局成快、慢、快的三乐章。三个乐章各自的曲式、和声、调性原则也都谨严有度,符合古典音乐规则。与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两部协奏曲在结构上浑然相似,有如一对亲兄弟。但这并不是说胡梅尔的音乐是简单的模仿之作,缺乏个性。胡梅尔只是在创作原则上遵循古典音乐范式,至于音乐内容,还是有自己的个性的。也许是由于胡梅尔把自己的大半时间用在了演奏事业上,作为一位钢琴家,他把演奏中养成的精细严格也带到了创作上。他的音乐风格精致典雅,曲调丰富,善于巧妙地使用半音变化。时常,在规整的奏鸣曲曲式中用半音变化带给人意外的愉悦感受,这一点,从他的小号协奏曲里就可以找到。

    胡梅尔在世时声誉甚至超过与他同时代的贝多芬,因为他作为钢琴演奏家,活动极频繁而且演出地域广阔,他的演出足迹几乎遍布欧洲。从俄罗斯到英国,人们都聆听过这位钢琴演奏大师的精彩表演。他的创作在当时也很流行,很能代表维也纳古典乐派风格。胡梅尔的音乐曲调丰富,旋律和配器都表现出完美的技巧。音乐流畅,织体清楚,维也纳古典时期的音乐特征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海顿、莫扎特、萨列瑞传给他的技艺都被他圆熟地运用着。如果要研究古典音乐技法,胡梅尔的作品可以提供很典型的范例。他编写的钢琴教材长期以来被人们采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那些亲切感人的音乐渐渐被人们遗忘。在一些史话类的音乐文献里会经常出现胡梅尔的名字,也只是谈到他的音乐活动、演出和教学,很少谈他的作品。究其原因,评论家们认为他那些精心修饰的音乐缺乏思想深度,他不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把音乐主题发展得丰富深厚,不易深入人心,所以,容易遭到时间的淘汰。

    胡梅尔的作品数量比不上海顿、莫扎特,但也很可观,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上,仅是他的作品目录就开列了整整三个页码。作为一代钢琴演奏大师,他的钢琴作品当然不少,而室内乐、交响作品、歌剧、教堂音乐,各种体裁的音乐,他都留有作品。在他所有的音乐里,六首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最好的,室内乐方面也有佳作传世,音乐词典和百科全书里都是这么说的。然而,如今的人们如果要想欣赏胡梅尔的音乐,最容易找到的却是这里谈的《E大调小号协奏曲》。这部作品在几乎所有辞书里胡梅尔的名下都只字未提,只在描绘小号这件乐器的演变过程中提到,胡梅尔和海顿为孔键小号写过协奏曲。

    音乐评论家们如何评价胡梅尔,以及胡梅尔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如何,对于小号演奏家们似乎并不重要。胡梅尔写于1803年的这部协奏曲在1957年被重新发现以后,立即成为小号演奏者手边的重要曲目。现在,人们更是视这部作品为小号的经典文献。许多演奏家在录制个人演奏专辑时列入这首曲子,在唱片市场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十几种不同的演奏版本。《E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写得尤为精彩,这个快板终曲乐章按惯例用回旋曲写成,乐曲成功地运用了小号吐音吹奏技巧,把小号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乐曲欢快热烈,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辉煌处光芒四射。这个乐章和海顿的小号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一样,经常被抽出来单独演奏,演奏者喜欢用这个乐章展示自己轻灵娴熟的吹奏技巧。

    胡梅尔处于古典乐派向浪漫主义迈进的时代,虽然他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的大幅度旋律发展和巧妙的变化音运用也影响了后代浪漫主义音乐家。人们公认肖邦、李斯特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少年门德尔松与他的交往获益匪浅。

    《E大调小号协奏曲》在当初并不被认为是胡梅尔的代表作,但是近两个世纪过后的今天,它的艺术魅力却有增无减,人们可以通过这首乐曲更全面地了解作曲家胡梅尔。

  • “打破国界,融入世界音乐语汇” 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打破国界,融入世界音乐语汇” 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音乐无国界”,这句话被人们重复了千万遍,几乎成为音乐箴言。有些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轻易地击退对某些音乐作品提出的文化差异方面的质疑。它成了一道万应万灵的符咒,经常使辩谈的对方一时语塞。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句话不能适用。音乐是有国界的,显著的一例,就是芬兰音乐家西贝柳斯的音乐。

    约翰·西贝柳斯生于1865年,死于1957年,在世92载,是西方音乐家里少有的高寿者。我们把莫扎特、舒伯特、比才三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比他的岁数也多不了几岁。西贝柳斯生命的一大半在20世纪,但是他在后三十多年里不再创作。他的音乐的基本特征属于19世纪末,是晚期浪漫主义乐派,他又是民族主义音乐的重要作曲家之一。西贝柳斯在他的祖国芬兰享有极高荣誉,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的音乐反映了芬兰民族独立精神,激发民族情绪,是芬兰人民争取独立的精神象征。其二,民族主义音乐在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中起着推动性作用,在欧洲音乐史上是重要的一页。西贝柳斯的音乐使芬兰音乐登上了世界音乐乐坛。

    西贝柳斯的音乐被视为“芬兰民族之魂”。管弦乐《芬兰颂》起着几乎与国歌一样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芬兰以外的国度里过于随便地演奏《芬兰颂》都会引起芬兰人的不快。他的七部交响曲和其他大量音乐由于体现了19世纪末民族独立时期的主流精神,在欧洲很有影响,但真正的流行却只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德国。西贝柳斯的作品里能够打破国界,融入世界音乐语汇的,当属《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里没有出现芬兰英雄史诗和神话传说,也没有遭受异族统治的怨怼,这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杰作,被列入小提琴音乐的经典文献,是许多小提琴演奏家乐于接受挑战的曲目。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903年,经过两年多的修改润色,1905年公演。这首协奏曲刚刚问世的时候,也和许多器乐协奏曲的经历一样,被认为技术上艰深复杂,不适合演奏。后来,经过演奏家的努力,解决了演奏中的难点,这首小提琴名曲才被广泛地接受。在小提琴演奏技术愈加完备、教学手段更加丰富的今天,演奏西贝柳斯协奏曲已不是什么难题。但随之出现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音乐表现,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音乐是否“有国界”的问题。《d小调协奏曲》由于它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受到小提琴演奏家们的钟爱,几乎所有的演奏家都把这首曲子列入自己的演出曲目。英国出版的《企鹅激光唱片指南》收入的这首协奏曲的演奏版本近二十个,这还是经过精心汰选的,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当代小提琴名家。《企鹅指南》不吝文墨地对这些录音版本作了详尽的评介,细致到演奏者的状态如何、麦克风位置离小提琴的远近、音场空间感等等,但就是没有涉及音乐表现,或者说是音乐语句处理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易发现的问题。由于民族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音乐的内质常常被忽略。

    近些年来,我国小提琴学生出国留学的很多,其中有一位在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随小提琴名师学琴。他在拉到西贝柳斯的《d小调协奏曲》时,是按照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琴时的范式演奏。这位教授指出,有些地方的音乐分句拉错了。不是不好,是根本就错了!这不怪学生拉得不对,也不是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出了偏差。事实上,从海费兹到帕尔曼,所有的演奏大师都在这里出了错。原因何在?就是语言问题。由于这些演奏家们都不懂芬兰语,在分析乐谱时只是按照古典音乐建立的调性原则和和声去理解音乐,没有考虑到芬兰语言习惯对音乐的影响,也想不到会出偏差。这位教授因为青少年时期在芬兰生活过,会讲芬兰语,所以对西贝柳斯的音乐理解得更深入。她在指导学生分析乐谱时朗诵芬兰诗歌,从而说明分句的方法。

    这里援引这个事例并不是想就此否定“音乐无国界”这句名言,而是想说明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音乐要加以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音乐家们对音乐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实验,他们探索调式调性体系,完善器乐演奏的各种曲式,他们的音乐是在实验和探索中成熟的。他们寻找到的是科学性的音乐语言,这样的音乐是不受区域局限的。产生这个时期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启蒙运动的推动。在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温床上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音乐风格,人们叫它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国际性传播造成了超越国家界限的全欧洲的音乐文化。这时,“音乐无国界”的文化现象便产生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世纪,继而,浪漫主义开始兴起,浪漫主义音乐家更加关注的是大自然和民族风格,他们展现了新的地方性音乐语言。“音乐无国界”这句话使用起来就要格外谨慎了。

    西贝柳斯孩提时代便表现出音乐才能,他5岁开始学音乐,能在钢琴上弹出即兴的旋律,还配上简单的和声。他接受系统的钢琴训练,对演奏并没有多大兴趣,却醉心于在键盘上即兴游戏。他15岁时对小提琴着了迷,并立志要成为小提琴演奏家。但是,这个年龄对于复杂的现代小提琴技术要求来说,已经太大了。16岁进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学的是作曲,同时也在练习小提琴。后来,也达到了能在四重奏里拉第二小提琴的水平,但是,他的小提琴演奏能力也就仅此而已了。西贝柳斯没能在小提琴演奏方面扬名于世,却为小提琴文库留下了《d小调协奏曲》这部名著。

    西贝柳斯写《d小调协奏曲》是在1903年。在此之前,他早已在1897年开始领取政府的终身年金,这是一份优厚的待遇。他不必为此承担任何义务,只需埋首于他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创作就是了。他无需像许多作曲家那样为生活所困。他把家搬到乡下,在宁静的湖边筑屋而居,在安宁的环境里沉醉于音乐之中。《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这里创作、修改完成的。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遵从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形式。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乐曲开始没有像古典协奏曲那样由乐队呈示主题,和门德尔松、布鲁赫的《g小调协奏曲》一样,独奏小提琴直接登场。演奏出悲婉浪漫的主题,在气氛上很像是北欧沉静的湖泊山林,主题经过发展,音乐逐渐热情。第二主题明朗的激情预示着高潮的即将到来。小提琴华彩乐段富于激情,是浪漫抒情的光彩照人之处。第二乐章篇幅不长,是西贝柳斯所有作品里最优秀的浪漫曲,也是世界小提琴协奏曲里比较著名的柔板乐章之一。第三乐章进入快板,是一首狂野放浪的舞曲,粗重、笨拙,被评论家称之为“北极熊的波兰舞曲”。乐队与独奏小提琴之间展开竞奏,轮番歌唱,把乐曲一层层推向高潮,导向辉煌的尾声。

    在音乐家里,很少有人能够尚在人世时就取得极高的荣誉,西贝柳斯就做到了。芬兰政府对他恩宠有加,在芬兰有西贝柳斯大街和西贝柳斯公园。赫尔辛基大学音乐学院改名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有一年一度的“西贝柳斯音乐节”,建立了西贝柳斯奖金——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获得过这个奖项。“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是国际音乐界公认的高水平比赛,中国的青少年小提琴选手曾不止一次地在这个比赛中获奖。晚年的西贝柳斯一点也不寂寞,他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还要与他的15个外孙和21个曾外孙共叙天伦。人生有如此者足矣!

  • “均衡、明朗、简洁的古典主义风格”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均衡、明朗、简洁的古典主义风格”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1913年5月29日,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举行首演。舞剧的最初策划者佳吉列夫、编舞尼津斯基、乐队指挥蒙托和作曲家本人,都在这个晚上经历了各自艺术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有关这次演出的“盛况”,可谓是洋洋大观,事实上这场演出最终成了一场骚乱,几乎所有的西方音乐史里都不惜笔墨地记载了当时的场面。美国的音乐学家格劳斯和帕利斯卡合著的《西方音乐史》里引载了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对《春之祭》首演的回忆:

    《春之祭》的首场演出上发生一场风波,想必尽人皆知。说来也怪,我自己对这场风波的爆发毫无心理准备。此前,音乐家与乐队排练时没有过这种表示,舞台装置也不像会导致骚乱的样子……

    演出一开始便能听到抗议音乐的声音,但尚属温和。幕启,台上一群膝盖向内弯,拖着长辫子的性感女孩蹦蹦跳跳时,风暴发作。我背后响起“闭嘴”的叫声,我听见弗洛朗·施米特喊着:“安静,你们这帮16区的母狗。”16区是巴黎最时髦的住宅区,16区的母狗当然是指巴黎的最高雅女士。但是,喧嚣继续不停,过了几分钟,我盛怒之下离开大厅……火气冲天地到了后台,只见佳吉列夫在扳电钮,一亮一暗闪烁大厅里的灯光,企图让观众安静下来。后半场演出,我一直站在舞台侧翼,面前是尼津斯基拎着礼服的燕尾,站在一把椅子上对舞蹈演员们喊话报段子,活像个舵手。

    与实际场面相比,斯特拉文斯基的记述是很有保留的,他没有写观众分成对立的两派,相互攻击谩骂,仍不快意,竟报以老拳。最后,由警察出场弹压,才制止住一场暴动。观看演出的著名作曲家有好几位,他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身为音乐界泰斗地位的圣桑愤然离席而去,全不顾佳吉列夫与他的私交;拉威尔和德彪西却为演出热情欢呼。芭蕾舞剧《春之祭》不啻是一枚炸弹,在巴黎舞台上掀起轩然大波。无论是反对的人或是赞赏的人,都为粗野的舞蹈和毫无规范的音乐感到震惊,他们应当想到,这场芭蕾舞剧对现代音乐和现代芭蕾艺术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20世纪艺术舞台上的经典之作。

    谈到舞剧《春之祭》,就不能不提到佳吉列夫这个人。佳吉列夫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身为伯爵,却在歌剧院里唱男中音。佳吉列夫自幼学音乐,14岁时已能公开演出。大学法律系毕业以后,不去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而是一头扎进艺术沙龙里,与一群艺术家厮混在一起。他除了自己写些歌剧之外,涉猎范围很广,对芭蕾舞、戏剧、美术均有兴趣,他还创办了《艺术世界》杂志,专发表同道们的艺术见解。佳吉列夫曾游历德国、法国、意大利,考察各国的艺术,在此期间结识了小说家左拉、作曲家吉诺和威尔第。佳吉列夫1906年移居法国,当时俄国和法国这两个芭蕾艺术较发达的国家都遭遇到新问题,古典芭蕾在绮靡风气下走向衰微,艺术舞台急需吹来清新之风。法国的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摇篮,佳吉列夫在这里结交了一大批艺术家:思想上受到瓦格纳和波德莱尔的感染;音乐方面他与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法利亚、普罗科菲耶夫交往;西班牙的毕加索、野兽派的马蒂斯,还有德兰、基利克、布拉克等等当时思想先进的画家给他的审美观念带来极大影响;他身边更是围绕了一批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其中包括尼津斯基、芭芙洛娃、福金等一批精英人物,这些演员的艺术活动后来都被载入史册。

    佳吉列夫交游甚广,吸收来自各方面的艺术思想,培养成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向。他有敏锐的艺术判断力,能准确地洞悉艺术发展方向。当俄国的马林斯基剧院的舞蹈演员们与剧院发生分歧时,佳吉列夫便把其中优秀的舞蹈明星召到巴黎,成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这些舞蹈家在佳吉列夫的塑造下,后来都成了闻名世界的芭蕾艺术家,他们的名字被记入艺术史,他们表演的节目成了芭蕾经典作品。

    佳吉列夫的艺术促进活动是卓越的,他本人并不直接创作,但是许多20世纪舞台上的艺术精品都与他有关,世界上几种重要的大百科全书都有他的词条。在所有与佳吉列夫交往并合作的艺术家里,受益最深的当属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了。在与佳吉列夫相识之前,斯特拉文斯基只发表过少量作品,音乐风格上仍在追随民族主义音乐;而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音乐已经开始衰落,音乐家们正在探索新的音乐语言。1909年,佳吉列夫创办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之后,委托斯特拉文斯基为芭蕾舞剧《火鸟》写音乐,这部作品使斯特拉文斯基一夜之间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另一部芭蕾音乐《彼得鲁什卡》,原本是一部按旧套路写的钢琴协奏曲的构思,在佳吉列夫的一再要求下写成芭蕾音乐,也获得成功。

    在写《火鸟》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曾产生过一个灵感。他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原始宗教祭献的场面,一群姑娘在野性的舞蹈中把一个美女当作牺牲,祭献给春之神。他想把这个场面当作素材,写成一部交响曲。佳吉列夫听说以后,认为这正是个芭蕾舞素材,便力劝斯特拉文斯基把它写成舞剧,并请来一位俄罗斯画家尼古拉·罗里奇,协助他创作脚本。画家罗里奇不仅在美术方面颇具才名,还从事考古,研究人类文化学,是古斯拉夫文化研究的权威。这是一位学者型艺术家,他的丰富知识辅助斯特拉文斯基把最初朦胧的画面勾勒清晰,加上合理的情节,成为一部表现斯拉夫先民文化的图腾剧。罗里奇在给佳吉列夫的信中介绍了剧情梗概:“在我和斯特拉文斯基构思的舞剧《春之祭》里,我的目的是要表现尘世的欢乐和上天凯旋这样一些能为斯拉夫民族所理解的场景……我设想,第一套布景把我们带到圣山脚下、绿色的平原上,斯拉夫人的部落聚集在一起举行春祭。在这个场景里,女巫预言未来,有抢亲游戏和轮舞。接下去是庄严时刻,从村里领来智者老人,他将神圣之吻印在复苏的大地上,在祭奠中,人们充满神秘的恐怖……在尘世欢乐的高潮之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上天的神秘的第二个场景,在圣山上魔石环绕间,少女们跳起圆圈舞,然后推选出一个少女,用作祭献的牺牲。献身者在穿着熊皮的老人面前跳舞,最后,由长老将这少女祭献给春神。”

    《春之祭》的音乐按照脚本的要求分为前后两部分,组曲形式,共十四段,除两段序曲外,每段音乐都有标题。斯特拉文斯基为了追求野蛮的音效,扩大了乐队的编制,每件木管乐器增加到五个,小号和圆号共用了十三支,长号五支,通常只可能用一支甚或不用的大号,他却令人惊惧地用了五只。如此强大的管乐组,用最强音奏出不谐和弦,其中,一些乐器还持续在几乎不用的高音上,发出的音响就不仅是粗犷,而简直就是粗野了。难怪圣桑听了这音乐之后说:“他是个疯子!”

    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手法完全打破了西方音乐既成的模式,使用冲突的调性,配制冲突和弦,节奏更是稀奇古怪。在第十一首《当选少女的献身舞》里,混用了九种节拍,每一小节的节拍都不一样。这种节拍变化表现人在原始崇拜精神的怂恿下,狂热的精神状态。

    《春之祭》后来在英国和美国上演,但不是以芭蕾舞剧演出,而是以交响乐形式在音乐厅演出,首演时的混乱场面再也没有出现。虽然,人们仍然在热烈地争论音乐的成败,但都承认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自由想象的作曲家。他是现代音乐手法的创造者,在节奏、调性和弦律方面打破了既存的传统,为20世纪现代音乐开创了新路。

    奇怪的是,在《春之祭》之后,斯特拉文斯基放弃了他的探索,转向均衡、明朗、简洁的古典主义风格,与其他作曲家一起开创了新古典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长寿的音乐家,他在1971年以89岁高龄在纽约逝世。他一生的音乐活动长达近七十年,是个人音乐风格变化最多的作曲家。他经历了民族主义音乐、现代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三个时期,给三代音乐家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69岁高龄上还放弃了坚持了三十多年的七音作曲法,转而研究十二音列。在音乐史上,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有巨大推动力的作曲家。

  • “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 马勒:《大地之歌》

    “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 马勒:《大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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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生于1860年,卒于1911年。他生前只被看作是一位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的指挥家,在死后几十年,又被当作一位作曲家。现在,马勒的名字已经与西方音乐史分不开了。

    马勒生前只被当作是一位指挥家,这不无道理。他从19岁时就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指挥工作,他曾先后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维也纳、纽约等城市的歌剧院担任指挥。他以极为苛刻的态度对待他指挥棒下的每一个音符,以至于几个大乐团的演奏员们公认他是个暴君。马勒在指挥职业上性格刚愎,咄咄逼人,但正是由于他的固执己见,才使许多经典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他对指挥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指挥事业,他只在每年的休假期间才从事音乐创作。

    在作曲方面,马勒仅限于歌曲创作和交响曲创作,这与其他作曲家有很大不同。比马勒稍早一些的勃拉姆斯,一生创著甚丰,可是,直到40岁出头才写出第一部交响曲。他的《第一交响曲》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前后历时近二十年。马勒最尊崇的交响巨人贝多芬,写第一交响曲时已30岁,而且,在此之前已写过各种体裁的器乐曲。马勒却几乎是直接以交响乐登上乐坛。在他写第一部交响曲之前,只写过一部声乐套曲。而且,他终其一生,几乎不碰其他音乐体裁。他身后留下的作品目录非常简单:九部半交响曲、一部交响声乐套曲、三部声乐套曲和一些歌曲。这里要谈的《大地之歌》,是一部交响声乐套曲。马勒自己为乐谱写的标题是“为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既是交响曲,就应该按顺序编入他的交响曲序号,成为第九交响曲。可是,马勒并不这样做。据说,马勒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一位交响作曲家在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生命也就到尽头了。的确,在贝多芬之后,19世纪作曲家没有人能超越“九”这个数字。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去世。但数字与生命并无必然联系,以后的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到了第十五部交响曲。

    马勒被描绘成指挥台上的暴君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一切致使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来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和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越是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尽,他对生活的认识就越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近几年经音乐学和文学两方面的考订、研究,学者们已经对这些篇目作出了确认。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和《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梦》、《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练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这些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所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作为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脱离不了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渡,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但一直没有演奏过。1911年5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90年代,才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

  • “蓝色的月光下,波光闪闪,扣人心弦”贝多芬:《升c小调奏鸣曲》(月光)

    贝多芬一生共写过32首钢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奏鸣曲最早产生于16世纪,当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曲式,只是指用乐器奏出而非人声唱出的音乐。经过巴罗克时期,奏鸣曲的曲式开始形成并稳定下来,主要由键盘乐演奏。维也纳古典时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都曾把奏鸣曲推向艺术高峰。维也纳古典奏鸣曲在迎来伟大的浪漫主义音乐浪潮中,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创作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乐思如泉喷涌的高产作曲家,他的全部作品编号只有130多个,从第2号到第111号,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分布在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中。贝多芬是交响世界的旷世耆宿,他的九部交响曲可以被视作交响艺术的顶峰;而他的钢琴奏鸣曲的艺术价值,丝毫也不逊色于他的交响曲。贝多芬对待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态度与海顿、莫扎特不一样:海顿把主要精力放在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上。他保留至今的交响曲就有一百多部,弦乐四重奏有八十多部,他被誉为“交响乐之父”和“四重奏之父”。钢琴奏鸣曲在海顿的创作中只是一种实验性乐曲形式。莫扎特虽然对古典奏鸣曲的成熟起过推动性作用,但是,钢琴奏鸣曲在他手里主要是做自我训练和音乐研习之用的。贝多芬则不然,贝多芬在自己的钢琴奏鸣曲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热情,像是写交响曲那样全神贯注,他的32首钢琴奏鸣曲完全可以反映出他一生的创作发展过程,也记录着贝多芬个人生命的历程。所以,这些奏鸣曲里脍炙人口的名篇甚多,而且几乎势所必然地也会生出一些轶闻来。《升c小调奏鸣曲》(月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写于1800至1801年间,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里排在第14号。这本是一部无标题音乐,至于“月光”的冠名权,应当归属于一位德国诗人海因里稀·雷尔斯塔布。他在一篇评论里谈到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时,眉飞色舞地说这音乐令人联想起风景迷人的瑞士卢塞恩湖,在蓝色的月光下,波光闪闪,扣人心弦。这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乐评,是对一个几乎具有葬礼进行曲性质的乐章的误解,但是,“月光”竟从此成了《升c小调奏鸣曲》的标题。而且,在《月光奏鸣曲》这个标题的启示下,诱发出好几种贝多芬写《月光奏鸣曲》的故事,这当然都是杜撰的。

    有关《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有若干种不同“版本”,细节各有差别,但主要情节基本一致。故事大体是这样的:贝多芬晚上在波恩城外散步,忽听有人在弹奏他的田园交响曲,循着声音找去,只见在一所小房子里,一个穷鞋匠的妹妹在弹琴。姑娘虽美,却是个盲人。贝多芬叩门而入,亲自为盲姑娘演奏。这时,清风徐来,月光如水,照在端庄纯洁的姑娘身上。此情此景令贝多芬大受感动,灵感顿至,他飞奔而去,回到家里写下了《月光奏鸣曲》。

    这个故事如果是乐谱出版商编织出来以扩大商业利益的,便也作罢。编这故事的人偏偏集诗人、作家、画家于一身,还加盟过舒曼创办的《新音乐杂志》,这就很不应该了。他的名字叫李萨,曾在《新音乐杂志》上登载过一系列乐坛轶闻类的音乐故事,《月光奏鸣曲》的故事就是他捏造出来的。幸亏,他的故事里留下了两个天大的窟窿,让人一眼看出其中有假,否则,真的会以伪乱真了。对贝多芬的创作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贝多芬写《月光奏鸣曲》时已经31岁,迁居维也纳也将近十年,他不可能在波恩城外的鞋匠家听盲姑娘弹琴。而且,那姑娘弹的曲子,是在贝多芬写了《月光奏鸣曲》之后又过了八年才写出的,她怎能提前八年弹出!

    大凡一件优秀的艺术品一问世,立即就会有好事者不惜捏造事实去编织一些动人的故事,附在名作背后。在欧洲,自从安徒生写出那些感伤的故事之后,鞋匠就成了一种感情符号,具有贫穷、善良、单纯的特点,专供有慈悲心肠的好人宣泄他们的悲悯怜恤。所谓《月光奏鸣曲》的故事,也照例把鞋匠用了一下。

    贝多芬写《月光奏鸣曲》时年届而立,艺术上正在进入成熟期。这部奏鸣曲从第一乐章沉静深邃的抒情,一直到第三乐章激烈狂暴的冲突,表现的是贝多芬内心世界的一次深刻体验。可以说这戏剧性冲突的结果正是贝多芬精神的升华。

    贝多芬一生有过很多次恋爱,都没有什么结果。1800年他与布伦斯韦克伯爵家的关系很微妙,这个家庭里两位聪明漂亮的小姐是他的钢琴学生。她们的表妹,16岁的朱丽叶塔·朱西亚迪伯爵小姐也跟贝多芬学钢琴。在三位小姐中,朱丽叶塔最活泼动人,在两位表姐前尽占上风,贝多芬深深地爱着她。贝多芬承认是朱丽叶塔改变了他的生活,在他给最信任的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一个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重新遇到的幸福的日子,也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婚姻可能给人幸福。遗憾的是,她的情况和我不同……”岂止是不同,朱丽叶塔的贵族身份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贝多芬在维也纳上流社会里是备受恩宠的音乐奇才,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的平民身份。由于贵族的需要,贝多芬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们的社会圈子,但是,要想加入他们,那是不可能的。这次恋爱很快以失败告终。美丽的朱丽叶塔又搭上了自称音乐家的加伦堡伯爵,并且在1803年嫁给了他。罗曼·罗兰是这样介绍加伦堡伯爵的:“一个俗人,一个业余水平的奶油小生,一个纨绔子弟,自以为是大艺术家,其实根本不懂自己的乏味之作同天才之作之间的天壤之别……这个加伦堡伯爵,一个20岁的后生,竟恬不知耻地在1803年冬季的交响音乐会上把自己拼凑莫扎特和凯鲁比尼而作的序曲同贝多芬的交响曲并列在一起!”

    贝多芬这次痛苦的感情经历使音乐史上又增添了一部经典性文献。1801年,贝多芬写了《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签名题献给朱丽叶塔,这就是《月光奏鸣曲》。如果不是这份乐谱上的题词,恐怕现在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人知道,19世纪初的维也纳曾经有过一位美丽的朱丽叶塔·朱西亚迪伯爵小姐了。

    《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没有采用传统的奏鸣曲式,而是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慢乐章。音乐舒缓匀称,既没有主题的对比,又没有力度的变化。正因为没有丝毫的外来干扰,使得这首曲子仿佛是内心哀而无伤的流淌。整部奏鸣曲就因为这个乐章而被称作“月光”。第二乐章情绪发生了变化,小步舞曲的节奏使音乐注入活力,开始兴奋起来。这个乐章是进入第三乐章激烈冲突的过渡。第三乐章是奏鸣曲式暴风雨般的戏剧性冲突,是作者感情世界的激烈变化。在这个乐章里,有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情,在猛烈地冲破来自任何方向的阻碍。这是贝多芬对一切世俗的扫荡,他傲视这一切。在这部奏鸣曲里他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升华,从此,他将告别所有世俗的价值观,登上人生的另一层境界。

    《月光奏鸣曲》在音乐形式上不受任何拘束,大幅度的感情变化恣肆放纵,表现出贝多芬与命运的抗争,是人格力量的激烈迸发。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这一首展现作者内心世界最为突出,也是历来最受欢迎的一首。人们欣赏《月光奏鸣曲》,获得的不仅是美的享受,更是理性与意志的浸染。

  • “歌颂人类的信仰和情感” 巴赫:《马太受难曲》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生受雇于人,勤勤恳恳,死后杳如烟消,随着遗体的下葬很快被人忘记。他身无长物,留下的只有他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也很快散佚无存。他的妻子靠施舍度日,最后死在救济院里。他8岁的女儿一生颠沛,到晚年才有幸得到贝多芬的救助。在他死后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人知道莱比锡曾经有过一个叫巴赫的老管风琴师。他的传世名作《勃兰登堡协奏曲》手稿,被估价40芬尼,这只是一堆废纸的价格。然而,人类的艺术史证明,巴赫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

    巴赫的音乐是跨越圣咏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至于古典时期的集大成者,又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出发点,启蒙精神在他的音乐里表现为对信仰的崇敬、对生命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教堂音乐《马太受难曲》是饱含对人类热爱的史诗性作品,代表着巴赫的宗教音乐的最高成就。

    一提到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人们自然就会想到19世纪浪漫派音乐家门德尔松,因为正是门德尔松使这部湮没一个世纪的名作重见天日的。据门德尔松传记作者所写,门德尔松有一次陪妻子去肉铺买肉,肉铺老板娘用来包香肠的是旧得发黄的乐谱手稿。回家以后,门德尔松仔细读了谱子的内容,发现非常不俗,于是,跑回肉店,买下了全部包装纸,这就是遗失的《马太受难曲》总谱。经研究,才知道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于是门德尔松克服重重困难,指挥上演了这部作品,从此掀起演奏、研究巴赫的热潮。

    门德尔松指挥演出《马太受难曲》的确是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从肉铺里发现手稿”,这个情节纯属虚构,且不说大银行家的儿子会不会去肉铺,那个时候的门德尔松根本就没有结婚,这个情节是传记作者杜撰出来用来增加戏剧性效果的。

    门德尔松在安排上演受难曲的过程中,遇到过种种阻挠。他力排众议,使受难曲最终上演,这却是事实。因为那时巴赫的价值还没被人们认识到,而门德尔松也过于年轻,只有20岁,人们既怀疑他的价值判断,又担心他能否驾驭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庞大演出队伍。1829年,《马太受难曲》终于上演了。距离巴赫写这部作品,过去了恰好一百年。这次演出之后,巴赫得以复苏,在欧洲成立了巴赫学会。搜寻、整理并研究巴赫作品,至今,经研究发现的巴赫作品有一千多部,但仍有大量手稿没有找到。在巴赫身后发生过多次战争与动乱,全部找到这些作品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受难曲来说,巴赫共写过五部,但现在存世的就只有《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曲》了。

    《马太受难曲》的内容,采自圣经《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讲述的是耶稣从降生到被害并复活,其间一生的经历。圣经里的福音书共有四部,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约翰福音》,四部福音书内容大同小异,都讲的是耶稣生活、工作、救赎世人、被害、复活的全过程。与中国的《左传》、《公羊传》、《毂梁传》都讲的是《春秋》的内容是一样的。

    宗教的精神与世俗的智慧在这里交汇

    《马太受难曲》描写的是耶稣被出卖、受刑、死去和复活的情节,音乐规模很大,使用了三个合唱队、两个各由十七件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两座管风琴,外加独唱者和独奏乐器。《马太受难曲》虽有一定的情节性,但是,音乐所要表现的不是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史诗性的崇高精神。在受难曲里,情节性内容都由男高音的宣叙调唱出,有点像旁白,但又不完全脱离音乐主体。情节叙述之外,合唱和乐队展开悲哀的沉思和激动的抒情,歌颂对人类的热爱和自我牺牲精神,表达对人生苦难的关怀和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不是用作舞台演出的,它是用来配合教堂礼仪穿插的音乐,是实用性音乐。但是,巴赫写受难曲并不遵循宗教音乐的传统和戒律。他借鉴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更多地使用器乐,用人声与器乐展开协奏曲式的竞奏。这也使音乐大大地增加了戏剧性色彩,表现非常丰富。宗教音乐在这里被杂糅进世俗化内容,宗教形式下表达的是世俗化思想感情。教会人士和笃信宗教的人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音乐,在《马太受难曲》初演时,发生过有趣的逸事,当时记载道:“在一个贵族的祭坛那里有一些显贵和贵妇们,这些人虔诚地随声附和地唱着圣咏,但当开始富于戏剧效果的音乐的时候,他们都惊异起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且问道,‘下面该怎么办?’一个年老的名门贵族寡妇说道,‘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我们好像是在台上演歌剧……’”

    巴赫作为莱比锡市却圣托马斯教堂的音乐指挥,为《马太受难曲》的演出费尽心机。由于音乐结构庞大,需要许多音乐演奏人才,他动员了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参加合唱,巴赫家族里的音乐人才全部参加了演出。这次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在莱比锡市却找不到任何对这次演出的记载和评论。巴赫在教堂音乐里掺进了太多的世俗化感情,这种大胆的做法得不到保守的市政当局的呼应。然而,巴赫音乐的价值却正在于此。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卓有成就的音乐家们就一直在往教堂音乐里灌注世俗化内容,帕莱斯特里纳和拉索最初把牧歌和民间音乐素材加入到圣咏里去。帕莱斯特里纳时期,罗马教堂里的教士们在做弥撒时甚至不唱祈祷词而加上自己临时瞎编的歌词,其内容与宗教毫无关系,只是合辙押韵,顺口胡诌。到了巴赫的时代,启蒙运动思潮已经开始活跃,近代科学的建立促使人们更理性地思索人与宗教、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音乐方面,这种以前“只准用来颂扬上帝”的艺术形式被转而用来表达人类世俗的感情。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是他的教堂音乐的顶峰。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表现的是热情、正义、崇高,通过它们来歌颂人类的信仰和情感。

  • “恶魔般的热情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 李斯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音乐是艺术中之艺术,浪漫音乐是浪漫中之浪漫。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最主要的特征是狂放奔涌的感情释放,浪漫派音乐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最为无拘无束、不留形迹。浪漫派音乐是内在热情的喷发,它以火样的热情融化了古典音乐的精致严谨,吞没了任何形式的轮廓;它夸张甚至狂野,恣肆放纵感情,这需要有复杂精深的技巧作为支持。浪漫乐派有两位最值得纪念的技巧大师,小提琴的帕格尼尼和钢琴的李斯特,这两人登上了各自演奏领域的顶峰。

    弗朗茨·李斯特1811年生于匈牙利,自幼随从钢琴名师车尔尼学琴,11岁起就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生涯。1823年,12岁的李斯特随父母迁居巴黎,父亲希望他在巴黎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那时巴黎正在逐渐地取代维也纳,成为欧洲的音乐中心。然而,声誉甚隆的巴黎音乐学院却有一条清规戒律,不接受外国学生,李斯特的入学请求遭到拒绝。音乐学院的大门既然无法跨越,李斯特便转向巴黎的音乐舞台,用他热情的演奏和鬼魅般的技巧很快就征服了巴黎。1831年,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来巴黎演出,20岁的李斯特看了帕格尼尼夺人心魄的演奏以后,自立宏愿,要成为“钢琴上的帕格尼尼”。他不仅实现了这个愿望,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偶像。他一生中写了上千首作品,成为浪漫派音乐家里最有影响的一位。

    李斯特的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钢琴艺术里最辉煌的作品,他把钢琴技巧发挥到最大极限;但技巧的创新并不单纯是为了炫耀,而是寻求全新的音乐语言,来表达他内心喷薄而出的热情。李斯特在生活中特立独行,在音乐上也玩世不恭,据说他为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音乐主题编了一句歌词,演出时人们可以看见他嘴里念念叨叨,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是在唱自己的词,大意是说:“你们谁也不懂,你们谁也不行!”他演奏这部气势恢弘的协奏曲时的确无人能匹敌,他的狂热感情和技巧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但他不肯轻易示人的那句唱词似乎是专门留给无所不能的音乐评论家们的,李斯特在这部协奏曲公演之前就早已料到将会出现恶评,因为这部作品完全抛弃了协奏曲的古典传统。

    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没有按照古典传统分成三个乐章,而是把几个乐章的音乐要素融会得浑然一体,形成构思宏大的单乐章协奏曲。整部协奏曲充满热情,博大精深的钢琴技巧挥洒自如,与浪漫的抒情交相辉映,技巧上调动了钢琴的所有表现手法,使这部作品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经典文献。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部分相当于谐谑曲乐章,为了使音乐轻快开朗,李斯特在这里用三角铁打出节奏来伴衬钢琴。这个做法引起评论界的嘲弄,一向以笔锋犀利著称的评论家汉斯立克给这部协奏曲起了个讽刺性的诨号,叫作“三角铁协奏曲”。但是李斯特不予理睬,他写道:“尽管那些博学的批评家们提出了最聪明的反对意见,但我还是要继续使用打击乐器,而且我将从它们那里获得一些新颖的效果。”

    李斯特从18岁就开始构思他的钢琴协奏曲,直到38岁才完稿,到作品首演时已经44岁,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在这些岁月里,他的艺术经历和生活经历都异常丰富,甚至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艺术生涯长达六十余年,前半生作为钢琴演奏家,演出足迹遍布欧洲,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引起当地的轰动。是他第一个把独奏音乐会这个演出形式带进音乐厅,也是他第一个开创了演出时不看乐谱的背谱演奏。他的后半生主要从事作曲、指挥和教学。交响诗这一浪漫主义形式是他的首创,标题音乐的名称由他提出,他开创了音乐教学“大师班”的授课方式,这种培养高级音乐人才的做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李斯特音乐活动的初期主要生活在法国巴黎,巴黎是欧洲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中心,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都聚集在此。李斯特在巴黎的艺术沙龙里交游甚广:法国浪漫主义三杰雨果、柏辽兹、德拉克洛瓦是他的好朋友;诗人缪塞和拉马丁在肖邦的客厅与他会面;小说家乔治·桑与他关系非凡,并长期互通信函;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和大仲马都与他过往频繁,巴尔扎克还把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的领袖安格尔为他画像;曾经拒绝李斯特入学的巴黎音乐学院院长凯鲁皮尼这时也很赞赏他;性格与李斯特格格不入的肖邦也很愿意他成为自己家的座上客。罗西尼、梅耶贝尔、贝利尼这些音乐界的翘楚人物使李斯特广泛地吸取音乐文化的精华。对李斯特的艺术道路影响最深远的是帕格尼尼,他出神入化的小提琴技艺让李斯特深受感触,他惊异于帕格尼尼小提琴技巧的超绝和狂放,恶魔般的热情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了李斯特毕生追求的目标。生活在巴黎这样的艺术氛围里,加上李斯特天生的炽烈感情,他几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狂放的浪漫主义音乐家。

    19世纪钢琴文化有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肖邦和李斯特。肖邦被不恰当地称作“沙龙钢琴家”,李斯特则与肖邦截然不同,他的演奏气势宏伟,适合于大音乐厅的气氛,而且,他能够在键盘上追求到大型乐队的效果。在一次交响音乐会上,他指挥演出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乐队演奏完,李斯特坐下来在钢琴上演奏了这首曲子,其效果甚至超过了整个乐队,人们为之沸腾。

    德国诗人海涅曾这样描绘道:“李斯特的音乐如同雷电,如同喷射的火焰,有着神话般的威力。”这句话用来形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很恰当的。这是一部辉煌而感人的作品,充满热情,开朗乐观,雄浑凝重的正主题贯穿整部协奏曲,李斯特默诵的那句歌词“你们谁也不懂!”就编配在这几个音符里。李斯特性格里抒情浪漫的一面在这里也有充分的表现,明朗富于诗意的抒情部分与辉煌的技巧片段交替出现,钢琴的各种表现手法得以充分地展现。乐曲的最后部分雄壮而活跃,钢琴与强大的乐队展开竞奏,长号和大号把音乐带入灿烂的高潮,而钢琴的八度乐句和大跳音更是汹涌奔流,令人震惊。在李斯特的时代,这样难度的钢琴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除了李斯特自己,几乎无人能承担,以致音乐评论界不去注意乐曲的内涵,只批评作曲家炫耀技巧。所以,这部协奏曲首演时被当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十几年后才被社会所接受。

    如今,现代钢琴演奏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李斯特留下的技术难题,许多钢琴家都乐于接受李斯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挑战,使这部协奏曲有许多版本的唱片行世。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家里欣赏李斯特的热情浪漫,但是如果有机会,还是应该到音乐厅去听现场演奏,那样才可以更充分地了解李斯特音乐的特性。

    李斯特常被当时的报刊描写成炫技的疯子,这幅漫画很客观地描绘了他演奏时的狂热。

  • “柔婉迷离的乐曲,把离情别绪渲染得缠绵悱恻” 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

    “柔婉迷离的乐曲,把离情别绪渲染得缠绵悱恻” 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

    美国20世纪40年代一部黑白影片《魂断蓝桥》里用了一首非常流行的舞曲《友谊地久天长》。电影里的情景是这样的:在一个送别舞会的尾声,乐师们反复演奏这首乐曲,每奏完一遍就有一位乐手熄灭面前的蜡烛悄然离去,直到最后蜡烛全部熄灭。在这组镜头里,摇曳的烛光恍惚着渐次离去的背影,加上柔婉迷离的乐曲,把离情别绪渲染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影评家对这组镜头赞赏有加。但是电影导演调度的这个场面却谈不上什么别出心裁,因为这完全是重复170年前的一个戏剧性场景,那就是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

    1772年,海顿已经在埃斯特哈齐乐队工作了12年并担任乐长。尼古拉斯·埃斯特哈齐公爵是这个家族里著名的军人和艺术鉴赏家,尤其喜欢音乐。他在家族的封地重修了埃斯特哈齐堡,这是一座宏伟的文艺复兴式建筑,被称作匈牙利的凡尔赛宫。埃斯特哈齐堡坐落在一个美丽的湖畔,这里风景宜人,每年夏天公爵都要带领贵族廷臣到这个幽静的城堡避暑,在这里举行名目繁多的消夏音乐会。海顿为这些音乐会写过许多交响曲、四重奏、歌剧和嬉游曲。

    这年夏天,海顿领导的埃斯特哈齐乐队照例随驾前往埃斯特哈齐堡。乐队成员们本来就对每年的避暑视为畏途,因为这意味着要离开家人两个月;而这一年公爵的兴致又特别高,延宕数月不提打道回府,乐师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又不敢向公爵明说,便向海顿求援。好心而又善解人意的海顿当然不会在主人的兴头上浇凉水,于是,就写了第四十五交响曲,并精心组织排练,旁敲侧击地提醒主人,该回去了。

    第四十五交响曲的乐队配置有两支双簧管、两支圆号、一支大管和弦乐器组。这部交响曲在末乐章的快速度上突然放慢变成很长的柔板,在柔板中配器逐渐减少,乐师在演奏完自己的声部之后便吹熄谱架上的蜡烛离去。先是一支双簧管和一支圆号告别,然后是大管起身,另一支双簧管和圆号相继告辞之后,低音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依次退;临近尾声,只剩下一枝蜡烛下的两把第一小提琴,曲调委曲凄婉;最后一枝蜡烛熄灭后,海顿示意全曲终了。公爵看到这里,才明白了海顿的用意,于是,宣布全体人马次日回维也纳。所谓“告别”,就指的是第四乐章的这段音乐。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可能比较可靠,许多音乐传记里都提到过,但是仔细聆听“告别”音乐,就会感到音乐里传达出的感情与故事不太贴切。在这段音乐里笼罩着忧郁的情调,随着配器的减少,音乐变得越来越简单,然而却越发深刻动人。音乐结束时确实有告别的气氛,但是与故事中的心情不太相同。乐器一件件消失到最终的宁静,听去不像是渴望走开,倒像是恋恋不舍地离去。所以,有关《告别交响曲》的另一个传闻是说公爵有意要解散埃斯特哈齐乐队,这样一来,三十多位乐师的家庭都可能要挨饿,于是,大家委托海顿写这首交响曲,希望能打动公爵,不要让大家陷入困境。但是,这个故事更像是根据音乐的情调加上去的,因为埃斯特哈齐公爵是个著名的音乐庇护人,不会轻易解散他远近闻名的乐队的。埃斯特哈齐乐队在公爵去世后才被解散。

    如果把《告别交响曲》只当作海顿对公爵玩的精致的小把戏,诱劝公爵把乐师们放回去与家人团聚的话,那就低估了这部交响曲的艺术价值。对《告别交响曲》在二十多年后的演出有这样的述评:“当乐队演员开始熄灭烛光并相继退席时,听众的心都收紧了,而当最后的小提琴奏出的微弱的声音终于也消失时,听众深受感动地开始默然散开,好像同他们所欣赏的东西永远告别似的。”听众们当然不是因为告别的场面方式而感动,而是音乐本身挖掘并唤醒了他们心底深处的某种东西,才使他们受到感动。

    海顿在写《告别交响曲》时已经40岁,有关作曲的技巧和各方面艺术手法都已纯熟,但是他自幼就在各种教堂和宫廷乐队供职,接受的都是被当作最高艺术准则的宫廷趣味训练。贵族们的审美标准是遏制激情的典雅、优美、匀称、机巧,这扼制了海顿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18世纪中后期的狂飙突进运动席卷了各个艺术领域,启蒙思想带来一股自由浪潮,使那个时期的艺术品普遍具有一种新的气质,就是要探索人们心灵深处,唤醒真正属于人类自身的纯真感情。海顿在那个时期受到那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个人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作品里描述了热烈的以至悲剧性的感情。在那个时期里,他的实验性作品也比以往更加大胆,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就是他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 “在独奏管乐器轻灵华丽的音乐里感受友谊”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

    “在独奏管乐器轻灵华丽的音乐里感受友谊”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

    莫扎特的一生除了7岁以前和25岁以后定居维也纳的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漫长的旅行主要有三次,每次都持续两三年;还有一些短期旅行,每次也有三四个月。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热衷于带领一家四口游历欧洲,他认为一个音乐家应该遍游天下,可以开眼界、长见识,更重要的是展示才华,寻求宫廷庇护,以为生计。莫扎特几乎是在旅行中成长起来的,他留下的六百多部作品有将近一半也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这里谈到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K.297b)就是在1778年的旅途中写的。

    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现在有历史音乐名城的声誉,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是莫扎特的故乡。现在这里有莫扎特纪念馆、莫扎特音乐学院、莫扎特乐团,每年还有莫扎特音乐节。莫扎特的名字使这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闻名世界。但是,在莫扎特的青少年时期,萨尔茨堡留给他的却是无数的屈辱和压制,这都是来自于萨尔茨堡大主教柯罗瑞多。柯罗瑞多既是萨尔茨堡主教又是亲王,集教权和王权于一身,是个有至高权威的人物。莫扎特从17岁起就在主教家里当乐师。柯罗瑞多性情狭隘妒忌,自以为是,他想方设法地贬低莫扎特的音乐才能,奴仆般地对待莫扎特父子。莫扎特曾与他有过几次激烈的冲突,最后导致出走维也纳,并定居在那里,终生不回萨尔茨堡。

    1777年9月的一天,21岁的莫扎特在母亲的陪同下离开萨尔茨堡,开始了又一次长途旅行。此时的莫扎特在音乐上渐趋成熟,萨尔茨堡市民对音乐平庸的趣味和主教的压制使老莫扎特觉得本地不适合莫扎特成长,他打发儿子再次出行,外出寻找机会。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的巴黎。

    莫扎特9月启程,直到第二年4月才到巴黎,不算太遥远的路程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其间只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稍做停留,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曼海姆了。是什么使莫扎特在曼海姆滞留了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呢?所有莫扎特的传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是音乐、友谊和爱情把他留在了曼海姆。

    莫扎特不是第一次到曼海姆了,在此之前老莫扎特曾几次带他来过这里,因为这里有著名的曼海姆乐队,它是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乐队。曼海姆的统治者是特奥多尔选帝侯,他是一位有知识、懂艺术的贵族,提倡艺术,赞助各类艺术,尤其是音乐。曼海姆乐队的乐师们来自欧洲各国,都是优秀的音乐家,这里还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作曲家。曼海姆音乐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展现理性和知性,表现心灵与情感。曼海姆乐团是世界上首创渐强渐弱奏法的乐队,这个新鲜的大幅度力度对比的做法使音乐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曼海姆乐队配置最为齐全,所有的管乐器,在这里都找到了固定位置,这支乐队是第一个使用单簧管的。莫扎特听了曼海姆乐队演奏之后,在给父亲的信里对乐队的音色称羡不已。他尤其对单簧管感兴趣,后来他为单簧管写的五重奏、三重奏和协奏曲都成了经典之作。

    在曼海姆乐队里,管乐器不再只用来填充和声的声部,而是经常担当起主旋律的声部。各种管乐器都在乐队里有独奏的机会,使每件乐器的个性大为增强,配器法也随之丰富了。曼海姆的音乐在欧洲处于音乐革新的前沿,形成了对欧洲音乐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曼海姆乐派,有人甚至认为曼海姆乐派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先声。曼海姆乐队里有一位首席长笛手,名叫温德林,是莫扎特一家的好朋友,十三年前莫扎特第一次来曼海姆时就已结识他。

    莫扎特此番旧地重游,又与温德林重叙旧好。温德林比莫扎特年长得多,当莫扎特还是个满地乱跑的小孩子时,温德林就已经是首席长笛手了。温德林对莫扎特像一位温厚的长者,给客居中的莫扎特不少照应。莫扎特经常出入温德林家,每天的午餐几乎都在温德林家吃了。莫扎特为了去巴黎,必须设法筹钱,温德林为他寻找机会,介绍作曲委托人。莫扎特在曼海姆写的两部长笛协奏曲和三部长笛四重奏就是由温德林作伐,为一位荷兰人写的。也许正是由于同温德林的友谊,才使莫扎特改变了对长笛这件乐器的冷淡,写出了几部经典的长笛协奏曲。

    曼海姆的音乐家朋友们

    温德林思想自由开放,曼海姆乐队里不少乐师都喜欢与他交往,都是他家里的座上客,莫扎特与这些人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由于同这些人的友谊,莫扎特才连着写了两部管乐独奏组与乐队的交响协奏曲,这两部交响协奏曲都是E大调,独奏的管乐器组略有不同。这里谈到的一首是为长笛、双簧管、大管、圆号这四件乐器写的。

    莫扎特除了与曼海姆的音乐家们结下友谊之外,走动得最勤的就是韦柏的家庭了。韦柏从事的仅仅是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而已,他是宫廷歌剧院的记谱员,一个音乐圈里的末等角色,一个可怜的小人物。莫扎特频频出入韦柏的家庭当然不是与韦柏讨论抄谱工作,韦柏膝下有四位妙龄少女,其中第二位小姐阿洛西亚不仅生得美貌动人,还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她在歌剧院里唱女高音。莫扎特对阿洛西亚一见钟情,为她写咏叹调,还计划着与韦柏全家去意大利旅行,许诺要为阿洛西亚写意大利歌剧,让她用华丽的女高音征服歌剧之乡。此时的莫扎特完全堕入了情网。

    老家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在信里大发脾气,他连连写信,催促莫扎特马上动身去巴黎。他知道,莫扎特在音乐上还只是刚刚踏入大门,远远没有成熟,荒唐的生活会把一个天才毁掉,他要求儿子“到伟人中间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莫扎特起初对父亲的信置之不理,一直拖延了两三个月,才动身去巴黎。

    在去巴黎之前,莫扎特与曼海姆乐队的朋友们相约,一起参加5月巴黎的圣灵音乐会,并开始为几位管乐手构思交响协奏曲。这几位乐手是:长笛温德林、双簧管拉姆、巴松管里特、圆号庞托。莫扎特为这部协奏曲付出了很大劳动,写出的音乐美妙动人。四位独奏家与莫扎特一起切磋,他们都迷上了这部作品,期待在巴黎获得成功。

    在巴黎,为了赶上圣灵音乐会的演出,莫扎特以最快的速度赶写总谱,四位独奏者也如约前来。但是,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临近演出之前,协奏曲的总谱不见了。音乐会总监面对莫扎特的质问,一会儿推说是拿去让人抄分谱了,一会儿又推说是找不到了,莫扎特明知乐谱是被压下了,也没有办法。曼海姆来的几位乐师,可不像年轻的莫扎特那么容易搪塞,他们当面骂音乐会总监“无耻”。如此这般,莫扎特刚刚走向成熟期的最优秀作品就此不知去向,直到莫扎特死后七十多年,乐谱才被重新发现。根据专家们的鉴定,这份谱子就是莫扎特的原作。曾经有人对音乐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提出疑问,认为不是莫扎特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大多数莫扎特专家还是认为它是真的。

    《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介于交响曲和协奏曲之间,四件独奏管乐器与乐队展开竞奏,很像是巴罗克时期的大协奏曲。全曲共分三个乐章,是传统的快慢快结构,其中慢乐章的抒情方式是典型的莫扎特风格。

    现在,《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的所属问题已不再有人怀疑,它已列入莫扎特作品目录,在音乐会上频繁地演出,唱片版本也有许多种行世。听这部协奏曲,从几件独奏管乐器轻灵华丽的音乐里可以感受到莫扎特与乐手们的友谊,音乐里令人心荡神驰的浪漫气息使人联想到莫扎特那场毫无结果的恋爱。

  • “浪漫主义在诗和音乐里都表现得孤独、忧郁” 柏辽兹:《哈罗尔德在意大利》

    在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阵容里,法国作曲家赫克特·柏辽兹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他是大胆的音乐革新家,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开拓者。他那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抒情是浪漫派音乐的主要特征,他的新颖独特的配器法使交响性音乐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音乐道路的踬顿和生活的困厄还把他造就成音乐评论家和小品文作家。

    柏辽兹的第二部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一部在交响作品中物出其类的怪杰之作。在法国音乐史里评价柏辽兹“是那么一种罕见的人,既无古人,又无来者,自弃于传统之外,乖戾奇特,时而平庸低下,时而出类拔萃,简直是一个畸形怪物。”但是,在欧洲音乐史上,对柏辽兹的评价要高得多。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家,他的艺术灵感来自于大自然,他把主观感情世界放逐于大自然,以非理性的梦幻世界亲近大自然。这样的艺术特性受到各国浪漫派音乐家的认同,被认为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艺术特征。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正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柏辽兹写《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缘起于19世纪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的作曲委托。根据柏辽兹的回忆,1833年12月的一天,柏辽兹指挥演出他的《幻想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当时在巴黎的舞台上正在走红。演出结束后,柏辽兹正要离去,一个肩披长发、面色苍白的意大利人在音乐厅的前厅与他会面,这就是声震一时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先是热烈地赞扬了《幻想交响曲》,接着又热情地鼓励柏辽兹在艺术上的探索。柏辽兹回忆说:“他那炽烈的赞辞把我的心灵和我的头脑都点燃了。”使两位艺术家一见如故的是他们在浪漫派音乐上的志同道合。几星期以后,帕格尼尼到柏辽兹家正式向柏辽兹提出了作曲委托。帕格尼尼当时得到了一把斯特拉底瓦里制作的中提琴,他想用这把中提琴开演奏会,但是没有合适的曲目。巴罗克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经典音乐文献里不乏中提琴名作,巴赫、亨德尔、莫扎特等大师都为中提琴写过不朽的名作,但是以帕格尼尼的艺术个性,他是不会去演奏这些已成绝响的古典作品的,他要求的是有时代特色又能展现他那出神入化的弦乐技巧的作品。他看中了柏辽兹的艺术个性,所以,请他为自己写一部中提琴协奏曲。柏辽兹对帕格尼尼的邀请当然感到荣幸,但又没有把握。帕格尼尼的演出,他是看过的,对于这位魔法师一般的演奏家的音乐要求,柏辽兹心里很清楚。他向帕格尼尼表示为难,因为自己不会拉中提琴,对这件乐器的个性和表现形式没有必要的了解,恐怕难以胜任。事实上,岂止是不会拉中提琴,柏辽兹连一个作曲家必须会弹的钢琴也没学过。而帕格尼尼却认定了此事一定要由柏辽兹来做,他本人的性格和艺术特性使他对柏辽兹这样浪漫无羁的作曲家寄予厚望,他期待得到一部狂放热情的协奏曲,像一匹烈马一样由他来驾驭驰骋。柏辽兹接受了作曲委托。

    浪漫主义在诗和音乐里都表现得孤独、忧郁。

    柏辽兹立即开始工作,为了迎合帕格尼尼的要求,他起初努力向中提琴独奏的方向靠近,但是,又要注意不能减弱乐队的重要性,柏辽兹作为交响性作曲家他重视的是乐队的整体音响。经过不长时间的摸索,柏辽兹很快就找到了表达方式,他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第一乐章。帕格尼尼得知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已经完成,便提出要看看。他一看到乐谱里有大段的音乐由乐队唱出,独奏中提琴退到一旁的“消息”,便大呼不行,并且指出,让他这么长时间地沉默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提琴声部必须从头至尾都在歌唱。帕格尼尼显然非常失望,而柏辽兹只得表示这样技巧性的协奏曲还是由演奏家自己来写为好。合作不成功,但两位音乐家并没有不欢而散,至少,在音乐上帕格尼尼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性意见。不久,帕格尼尼从巴黎回意大利去了,两个人再次见面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帕格尼尼离去以后,柏辽兹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这一次,柏辽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音乐不能符合帕格尼尼的要求,索性不再费尽心机为炫耀中提琴的风采而伤脑筋。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想起了一个念头,就是写一系列由乐队演奏的场景,而中提琴在这里应该像一个闲不住的人那样,参与其间,而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把中提琴用于我在阿布鲁齐山区漫游的诗意盎然的回忆之中。我要把这个乐器当作一个忧郁的梦幻者,就像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风格。因此,把这部交响曲叫做《哈罗尔德在意大利》。”

    诗人拜伦

    柏辽兹最初接受委托是写中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的却是一部四个乐章有中提琴独奏的交响曲,乐曲标题为《哈罗尔德在意大利》。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与启蒙运动的文学有着很亲近的姻缘关系,柏辽兹的音乐尤其如此,他的几部主要代表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托生于文学名著。“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体”这一文艺学判断无疑是一语中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的情感资源来自于英国诗人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拜伦的这部长诗共分四个部分,既是游记,又是抒情诗,诗中的旅游者哈罗尔德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神秘人物,其实是拜伦自己的精神面具。长诗叙述了哈罗尔德在欧洲各国游历的所见所闻,不仅提供了富有诗意的异国情调和风土人情,还吐露了一代人的悲郁心情和对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时代的幻想破灭。诗里表达了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悬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一、第二部分发表以后,立即使拜伦获得声誉,在文学界赢得了“多愁善感的自我主义者”的名声。他的名字既是最深刻的浪漫主义忧郁的象征,又是追求政治自由的象征。

    柏辽兹给自己的交响曲标题为《哈罗尔德游记》,并不是想为拜伦的长诗加以音乐的诠释,而是借用哈罗尔德这个忧郁浪漫的感情符号,仅此而已。音乐上除了忧郁的抒情性以外,与拜伦的长诗无任何关联。所以有人说,这部交响曲不如叫做《柏辽兹在意大利》。柏辽兹虽然没有像当初的承诺那样写一部中提琴协奏曲,但是,他把交响曲里的主要主题全部交给独奏中提琴,由中提琴在整部交响曲里反复歌唱,中提琴那特有的阴郁音色突出了忧郁的浪漫抒情,当中提琴一出现,就仿佛看到了哈罗尔德即柏辽兹登场。强烈的主观情感是浪漫派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感情的泛滥必会打破音乐的均衡与统一,所以浪漫主义作曲家不可能按照古典音乐传统作曲,在情感作用的支配下,音乐是没有严谨的形式限制的。

    1834年11月,《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在巴黎音乐厅首演,柏辽兹没有亲自指挥,中提琴独奏由小提琴家优兰担任。演出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成功,事实上,如果不是优兰的精彩演奏,几乎就是失败。首演之后,获得声誉的不是作曲家本人,反倒是演奏家优兰,人们称誉他是“中提琴的帕格尼尼”、“乐队的拜伦”。

    直到两年后,《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再度公演时,柏辽兹亲自指挥乐队,独奏者仍是优兰,这次乐队在柏辽兹的指导下演奏得符合作曲家的艺术构思,作品才获成功。此后,在柏辽兹的有生之年,只要演出这部作品,他都要坚持亲自指挥。

    几年以后,帕格尼尼听了这部本该属于他的交响曲,他被作品的强烈抒情性所震动,他不吝辞藻地热情赞扬这部交响曲,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当初意见不合而有任何保留。但是,帕格尼尼却从来也没有演奏过《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帕格尼尼以作曲酬金的方式给了柏辽兹两万法郎,因为柏辽兹此时已贫困潦倒得不成样子了。

  • “唤醒童年时的美好纯真感情” 舒曼: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由十三首小品组成,这部套曲说起来知道的人不少,但熟悉全部内容的不会太多,一般人们只是熟悉其中的第七首《梦幻曲》。这是一首美丽温馨的小品,如同摇篮曲一般恬静安详,它的曲调在世界各国家喻户晓,即使不太关心音乐的人,听到《梦幻曲》也能随着哼唱,人们常说的脍炙人口,大约就是这个境界。《童年情景》之所以成为一部名曲,主要得益于《梦幻曲》的流行。

    舒曼与克拉拉

    套曲《童年情景》是一部很私人化的作品,确切地说,是舒曼写给他热恋中的情人克拉拉·维克的情书。舒曼18岁从家乡茨维考到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同时,跟钢琴家弗里德利希·维克学钢琴,这时维克的女儿克拉拉只有9岁,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钢琴已经弹得很出色了。两年以后,舒曼的母亲不再阻挠他学音乐,舒曼全身心地投入音乐,他住到老师维克先生家里,专注于钢琴演奏。在维克先生家的日子是愉快的,维克对这位入室弟子视为己出,舒曼与克拉拉也结成兄妹般的友谊。他们在钢琴上弹四手联弹,做有趣的音乐游戏,一起读书、郊游,舒曼还给她讲离奇的故事。舒曼每写出新的钢琴小品,就由克拉拉试奏。随着年龄的增长,克拉拉与舒曼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友谊变成了爱情,这时的克拉拉16岁,已经是颇具才名的青年钢琴家了。维克先生觉察到女儿的感情变化,不禁勃然大怒,他禁止女儿与舒曼有同学之外的任何感情,他要女儿成就为一位伟大的钢琴家,而感情游戏将毁掉一个人的远大前程。维克粗暴地干涉女儿的爱情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原因,舒曼此时已愚蠢地弄伤了手指,完全不可能成为演奏家了,不得已他开始走上创作道路,而作曲家显然是个很没有保障的职业,多少有才华的作曲家,甚至是公认的大师往往一生贫困潦倒,维克先生不能把自己的掌上明珠交给一个待成名的作曲家。这位固执的德国老头挖空心思拆散年轻的一对,他带着女儿离开莱比锡,不准他们会面,禁止他们通信,甚至不准克拉拉弹舒曼写的曲子,舒曼这时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了。有一次克拉拉在德累斯顿演出,舒曼偷偷跑去与她见了一面,维克知道后立即宣布,他们要是再敢见面,就要用手枪干掉舒曼。这件事在当时的音乐界几乎成了一桩丑闻,在经历过启蒙运动并呼喊着个性解放口号的欧洲,如此粗暴地干涉年轻人的爱情会被认为是极不道德的。维克带克拉拉到巴黎演出时,肖邦对此事表示了不满,维克的好友李斯特竟宣布与之绝交,抗议他的暴行,在莱比锡的门德尔松也向舒曼表示同情。

    1837年到1838年,舒曼到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他想在这座音乐名城感受一下维也纳乐派的文化氛围,但是在贝多芬、舒伯特去世之后,维也纳的音乐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典音乐传统遭到冷落,四处弥散的是兰纳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当局需要这类歌舞升平的音乐,当局也禁止言论,舒曼在维也纳出版《新音乐杂志》的申请没有获准。这时舒曼很久没有克拉拉的音讯了,克拉拉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克拉拉在演奏会上演奏了他的作品,这无异于发出一个信号,克拉拉还在等着他。希望重新燃起,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舒曼便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时的生活片段,那时克拉拉还是只有九岁的小女孩。

    根据舒曼自己的说明,他当时共写了30首小品,从中挑选13首,每首都加上标题,合成一集,取名《童年情景》。浏览一下套曲里13首小曲的标题,就知道音乐是描写儿童生活的,如《木马骑士》、《惊吓》、《捉迷藏》、《奇怪的传说》,等等,这些都是普通儿童生活场景。但是,舒曼在描绘这些情景时,是有很具体的生活事件为根据的,作曲家不说,外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猜测的,只有舒曼和克拉拉两人在弹起这些小品时才会在妙趣横生之处彼此送上会心的一笑。所以前面提到,这是一部私人化作品,舒曼把它寄给远方的克拉拉,提醒她不要把爱人遗忘。

    有一些音乐赏析文章说《童年情景》充满了童稚之趣,这话自然不假,但接着说这是作曲家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就失之不察了。这部套曲大致描写的是克拉拉9岁到13岁之间的生活,是舒曼以兄长般的眼光对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的观察印象。套曲里到处都是克拉拉的影子,套曲的第十首《过分认真》,是舒曼回想起克拉拉小时候整天淘气和傻笑,有时却忽然躲进墙角,故作深沉地扮出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舒曼后来对成了他妻子的克拉拉说:“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我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部作品。”

    《童年情景》的十三首短曲从各个侧面描写儿童生活,有的是游戏场景,有的只描写一个神态,有的描写孩子的心理活动,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生动的儿童世界。生动的形象是整部套曲的主要特点,例如第九首《木马骑士》,用切分音和低音节拍模仿小孩子摇木马的“格登登”的节奏,既形象又生动,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孩子骑在木马上前后摇摆的动态。又如《捉迷藏》,快速跳跃闪动的旋律刻画出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尽情地欢乐。全部作品里流行最广的当然要属《梦幻曲》,这首曲子常拿出来单独演奏,并改编成各种乐器的独奏与合奏,它的旋律非常简单,便于记忆,乐曲起伏回转,富于浪漫的幻想,有一种朦胧美妙的憧憬蕴含其中。

    《童年情景》现在经常被当作儿童音乐作品介绍出来,而实际上它是为成人所写,为了在成年人心中唤醒童年时的美好纯真感情,舒曼在乐曲里寄托了无尽的思慕与爱。

  • “弥漫着痛不欲生的悲哀气氛” 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是他音乐生涯的掩卷之作,也是他一生精神历程的艺术总结。《第六交响曲》使他达到个人的艺术顶峰,也把他带上西归之路。在他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之后九天,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突然去世,按照音乐家传记上的记载,他死于霍乱。关于柴科夫斯基的死因,还有一些传闻和揣度,但都只是猜测,无法证实,根据他临终时医生的诊断,他的直接死因是霍乱。

    《第六交响曲》的标题是“悲怆”,这两个字很贴切地表明了这部交响曲的情绪基调,而这样的音乐内容又是柴科夫斯基性格的表现。有评论家说他是“感伤作曲家”,这只部分地说出了柴科夫斯基的性格特点,在他心灵深处也有着开朗奔放的一面,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影子。“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这样的文学命题用到柴科夫斯基身上是很恰当的。

    “感伤作曲家”的一面

    《第六交响曲》最初没有标题,柴科夫斯基写完全曲之后对这部作品很满意,经过首演之后总谱即将送到莫斯科去出版,他想给交响曲定一个标题,又拿不定主意。作曲家的弟弟莫代斯特提议用“悲剧”作为标题,但柴科夫斯基不太满意,就在他犹豫不决时,莫代斯特又想起另一个词“悲怆”,柴科夫斯基听了如获至宝,当即在总谱上添上了这个标题。但是,在谱子寄出之后,他又改了主意,写信给出版商,说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请改成“第六交响曲”,不加标题。然而敏感的出版商决不会放弃“悲怆”这个抢眼的字眼儿,他对这个补充请求置之不理,于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就以《悲怆》这个标题留传于世。

    《悲怆》交响曲反映人的生活苦难,人对悲剧命运的抗拒,其中有生命的激情,有追求的冲动,有对幸福和欢乐的向往,而残酷的现实则无情地压抑人性的活力。作品着力表现人类命运的苦难历程,但音乐不采用戏剧性的冲突,没有疾风暴雨式的强烈斗争,只是营造一种阴暗的力量,给人的精神以无形而沉重的压力,好像在用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慢地宰割人的灵魂,想要抗拒是不可能的,只有反复咀嚼内心的痛苦,生命之火在极大的痛苦中一点点地熄灭。这就是《第六交响曲》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柴科夫斯基写《第六交响曲》是在1892年到1893年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整个心灵都放到了这部作品中”,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现在全力投入新作,简直离不开它,我相信它正在诞生,成为我的最佳作品。”这部交响曲的确堪称柴科夫斯基的登峰造极之作,社会公认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同时也用这部作品的内容与柴科夫斯基的个人生活进行对应的联系,尤其认为梅克夫人中断与柴科夫斯基的关系这件事,是引发柴科夫斯基写《第六交响曲》和他死亡的关键。

    封·梅克夫人是柴科夫斯基的精神支柱和经济后盾,从1876到1890的14年里,她给予柴科夫斯基无数的帮助,两人几乎完全不曾谋面,往来信件多达数千封。柴科夫斯基把梅克夫人视为理想的化身,也把她当作世界上最理解他的人。两人保持关系的十几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每有新作,都在信里先向梅克夫人介绍,对重要作品,则经常征求梅克夫人的意见,报告自己的想法和作曲的进展,梅克夫人也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这些信件后来成了研究柴科夫斯基的重要资料。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世所罕见,但是这个保持了十几年的友谊突然中断,梅克夫人以经济危机为理由停止了对柴科夫斯基的赞助,连通信也不再继续。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柴科夫斯基不明白为什么梅克夫人会出此断然之举,而且,即使经济援助停止,友谊也仍可保持。他一直试图恢复与梅克夫人的联系,但毫无结果。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发现梅克夫人并没有破产,她经营的铁路运转正常,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侮辱,加剧了他的心理病态,本来就神经质的内向忧郁性格更加发展,这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在《悲怆交响曲》里,没有凯旋雄壮的末乐章,取而代之的是阴郁绝望的告别,是悲怆的安魂曲。

    仅仅把对《第六交响曲》的理解局限于作曲家个人生活的遭际,就会低估柴科夫斯基音乐的思想价值。柴科夫斯基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处于一个黑暗时期,这个时期的俄国君主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对军队和警察感兴趣。两个沙皇同样地没知识,同样地看不起知识,而这个时期来自西欧的自由民主思想正由俄国知识分子传播到俄国社会,社会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地反映到知识分子与沙皇的黑暗统治的冲突上了。当局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杂志被查封,进步知识分子被流放,柴科夫斯基虽然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但是他对阴郁黑暗的社会现实没有无动于衷,他曾说过:“做一名艺术家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们切身体会到的极为残酷的时代里,只有艺术,能使我们摆脱沉闷的现实。”有人评论说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把他带到了“坟墓的边缘”,而真正把他送进坟墓的则是沙皇统治下的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暗。柴科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里说:“天气很坏——有雾,无涯的雨,潮湿。一举步就碰到哥萨克的巡逻兵,好像我们是被围困似的。……这是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柴科夫斯基一生中创作的音乐里贯穿的忧郁、感伤和压抑,都来自于这个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

    《第六交响曲》的“悲怆”情绪最集中地表现在乐曲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缓慢的柔板乐章,弥漫着痛不欲生的悲哀气氛,音乐虽然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不是消极地走向死亡,而是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作痛苦的诀别,从而表现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反映了19世纪晚期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专制下悲愤绝望的情绪。

  • “属于美国自己的交响曲” 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

    “属于美国自己的交响曲” 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是交响乐经典作品里较为通俗的一部。创作年代较近和作品本身的成功固然使它易于流行,而另一个辅助因素是这部交响曲里的一个主题被后人改编成各种器乐独奏曲,还填配歌词,在许多国家传唱,歌词内容大多是怀念家乡。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进入学堂乐歌的《思故乡》就是它的改编曲,所以,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在中国也为人们所熟悉。

    德沃夏克是捷克卓越的民族主义音乐家。捷克历史上被称作波希米亚,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广出音乐人才,波希米亚乐师流入欧洲各地文化城市,对德奥古典音乐传统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这里有“欧洲的音乐学院”的美称。捷克名城布拉格的居民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许多音乐家曾在这里获得最初的成功,如莫扎特、帕格尼尼、老约翰·施特劳斯等。这里的人民也有分明的爱憎,1848年欧洲革命,老约翰·施特劳斯投向保皇党,写了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遭人唾弃,出走国外,在布拉格演出遭当地市民抵制,甚至砸了他演出的场所。德沃夏克1866年到1873年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乐队拉中提琴,乐队指挥是斯美塔那,后来两人都成了享誉世界的大作曲家。

    德沃夏克是一位多产作曲家,在创作旺盛的中年时期在欧洲名声远扬,曾九次访问伦敦,1891年他50岁,英国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音乐学博士名衔,也是在这年,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萨尔伯夫人向德沃夏克发出邀请,诚恳地请他主持音乐学院,聘期是两年。德沃夏克经再三犹豫,最后,还是接受了萨尔伯夫人的好意。年薪15000美元的职务是不好轻易拒绝的,这是他任布拉格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年俸的25倍。

    1892年9月27日,德沃夏克登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欢迎他的有300人组成的庞大合唱团和多达80人的管弦乐团,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规模。德沃夏克对主人的热情好客并不感到意外,倒是纽约港口停泊的大轮船给他印象深刻。19世纪末的美国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庞大的金融体系,百老汇大街上电话线、电报线密布如织,街面上车水马龙,灯光彻夜通明,金融机构鳞次栉比,证券交易所里不断上演着欲望的悲喜剧。这一切与安然闲适的布拉格形成强烈的反差。德沃夏克到纽约恰好比海顿到伦敦晚一百年,但工业化社会对人的冲击作用大致相当。

    德沃夏克不愧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他总是以民族音乐家的角度观察事物。在美国他很快注意到黑人音乐的旋律,并断言在黑人音乐的基础上将产生属于美国的新音乐。他写道:“在美国黑人的曲调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尚的音乐学派所需要的一切。这些美丽而丰富的主旋律是这块土地上的产物,它们是美国式的,是美国的民歌,你们的作曲家必须求助于它们。”在纽约音乐学院的作曲课上,德沃夏克尽力把学生引向民族主义乐派。

    到美国后三个月,德沃夏克开始为一部新的交响曲起稿,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八部交响曲。美国音乐界的朋友们热切地希望德沃夏克写一部能代表美国精神的作品。历史短浅、缺乏文化根基的美国人急切地需要一部奠基之作,来建立自己的音乐文化。1893年5月,交响曲总谱完成,这年的12月,第九交响曲在纽约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闻媒体对演出的盛况作了热情的报道,并宣布“属于美国自己的交响曲”诞生了。应萨尔伯夫人的请求,德沃夏克在出版第九交响曲时加上了“自新世界”的副标题。

    《第九交响曲》在中国一直通行着两个副题,一个是根据原文译出的“自新世界”,另一个是含糊其辞的“自新大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据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德沃夏克是其中之一。中国响应号召,决定演出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当时中国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美国被当作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解放初期人们常用“新社会”、“旧社会”,“新世界”、“旧世界”来作今昔对比。当此之时演出《第九交响曲》,副题的“新世界”很有美化敌人之嫌,主事者便搞了个文字游戏,换成了“新大陆”,从那以后,“新大陆交响曲”这个名称便在中国流传下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以避一时之讳的“新大陆”一直沿用,许多很严肃的正式出版物上,还在使用这个假的、错误的曲名,李德伦先生认为应该纠正。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公演以后,各种溢美之词蜂拥而至,其中主要夹带着按照美国人的愿望的评论,他们为了证明这是一部“美国交响乐”,对《第九交响曲》作出曲解的分析和评论,对乐曲本身妄加穿凿,说音乐素材取自于美国黑人音乐。对这些评论,作曲家本人予以坚决反对。他说:“我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黑人或印第安人旋律,我只是在作品中写了体现印第安音乐特色的自己的主题。我用现代节奏、和声、对位和乐队音色的一切手段来发展他们。”

    作为民族主义音乐家的德沃夏克一向珍视民间音乐的节奏、旋律,对黑人音乐的评价更是充满热情,但他首先是一位捷克人,他具有浓厚的捷克人气质,不会去写一部“美国交响曲”。德沃夏克对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有强烈的印象,对这块迅速发展的土地上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命运深表同情,这些在《第九交响曲》里都有情绪化的表现,而非形态上的表现。德沃夏克在美国尽管待遇优厚工作愉快,但他总在怀念遥远的波希米亚家乡,《自新世界》交响曲里也大量地寄托了怀乡情绪,表现最突出的是第二乐章中,著名的英国管奏出的主题。所以,德沃夏克的音乐,不论是在英国写的还是在美国写的,都是捷克音乐。德沃夏克在美国两年半时间的生活应该说是愉快的,在那里他尽享一个成功者受到的种种礼遇,但是他总被思乡情绪包围,他在美国写的另一部成功之作《大提琴协奏曲》里也浸透着这种情绪。所以,尽管人们想方设法一再挽留,德沃夏克还是回到了波希米亚家乡。

    在德沃夏克离开美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本土产生的音乐逐渐成长起来,出现了戈什温、科普兰、巴伯、格罗菲等一批世界知名作曲家。美国音乐也正如德沃夏克当年预言的那样,从黑人音乐和印第安音乐里吸取丰富的营养,黑人灵歌、布鲁斯、爵士乐对美国现代音乐的形成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不管德沃夏克本人同意与否,美国人还是把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当作美国交响音乐的基石。他们的交响乐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中演奏最多的是这部交响曲,近二十年来,几个美国大型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数次演奏此曲,精心安排之下,似乎还是暗含着把此曲献给自己的意味。

    《新世界交响曲》里有两个音乐主题被改编成流行的短曲,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歌曲《思故乡》,是由第二乐章改编的,另一段是第四乐章高亢兴奋的主题改编的铜管乐,经常在各种庆典活动中演奏,也是学生乐团喜爱排演的曲目。

  • “洋溢着舒曼音乐的浪漫主义精神” 舒曼:钢琴套曲《狂欢节》

    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写于1835年,这时的舒曼25岁,在音乐事业上蒸蒸日上,正在走向成功之巅。在他20岁到30岁之间的十年里,写过一批广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套曲《狂欢节》是其间的代表作。

    钢琴套曲《狂欢节》,既洋溢着舒曼音乐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反映出他的音乐批评个性。舒曼不仅在文字上能够写出犀利而个性鲜明的音乐评论,在作曲时也爱用音符表现自己的批判精神。舒曼在音乐和文字两个方面的禀赋得益于父亲对他的影响。舒曼的父亲是德国茨维考地方的一位书商兼出版者,并把一些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做一点文化传播工作。他在青年时代曾梦想献身于文学事业,当这一切注定只能停留在梦想之中时,他便引导自己的儿子罗伯特·舒曼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广泛兴趣。舒曼在艺术方面的兴趣是双重的,在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他犹豫不决,拿不准究竟应该投身于诗歌还是音乐。他在中学里热心研究席勒和歌德的诗,自己还动手翻译古典名著。他的音乐天份也不薄,同学们自行组织的乐队已经在演奏他写的小型作品。他的日常乐趣是在钢琴上即兴弹一点性格小品,来描摹身边熟悉的人物。然而,他16岁时父亲去世,性情乖张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从事音乐,他不得不遵从母命,在18岁时进了莱比锡大学法学系,成了法学系学生。不过他在大学里只是虚应世故,而把主要精力投向了音乐,他拜到当时的著名钢琴教育家维克门下,学习钢琴。舒曼的母亲失算在于她不该把儿子送到德国音乐文化中心的莱比锡去学法律,舒曼直到住进维克家里专学钢琴,还在给母亲的信里谎称在读法律系的课程,而维克先生的失算是没有料到自己的入室弟子竟敢与自己严加看管的女儿私订终身,最后和愤怒又可怜的老爸爸还闹到了法庭。对簿公堂的结果是年轻的一对胜诉,因为19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在法律上保护自由婚姻了。

    19世纪30年代,在贝多芬和舒伯特两位大师相继去世后,欧洲乐坛上弥漫着一股因循守旧的保守风气,小市民气的庸俗趣味占据上风,年轻作曲家们富于生气的创作受到压抑,似是而非、趋时附势的音乐评论聒噪于世,他们热烈地鼓吹时尚,把一些思想平庸、缺乏想象的流俗音乐奉为圭臬,仿佛能够圆熟地操作各类音乐技法,懂和声、谙曲式、会复调、能配器,再加上华丽的键盘演奏技巧,这就是了不起的音乐家了。有了这一切,还得按照宫廷贵族的口味写富丽堂皇内容空泛的意大利歌剧,为满足一知半解的小市民的耳目之娱,写炫耀技巧的器乐曲,举办一连串哗众取宠的演奏会,从而便登堂入室,成为主流音乐家。这些半瓶醋的音乐批评家似懂非懂,对有创新精神的年轻音乐家们的创作予以否定,理由是这些音乐没有循规蹈矩地按照某种规范去写,在他们平庸的音乐观念里,根本不知道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这些伟大音乐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的创新精神。当时的音乐评论界留下的典型笑柄之一,就是用文字把帕格尼尼打造成了一个炫技专家,他们肉麻地吹捧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技艺,对帕格尼尼的浪漫主义精神却视而不见,几乎完全抹杀了帕格尼尼音乐的艺术价值。而这样的音乐评论正是当时的政治当局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正处在封建复辟的梅特涅政府的保守统治下,当局为了防止民主思想的滋生蔓延,对思想、文化、艺术、言论都加以禁锢,在文化艺术方面提倡浮华的享乐,在艺术评论方面以歌舞升平为导向,从而掩盖封建政权的危机。

    处在这样的时代,舒曼感到很压抑,他经常与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音乐和诗,发表对时事风气和对音乐的见解。1834年,舒曼与几位年轻的音乐家和诗人一起创办了一份《新音乐杂志》,舒曼担任杂志的主编。《新音乐杂志》是音乐周刊,刊物的宗旨是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呼唤音乐中的伟大与崇高精神,为年轻而有才华的音乐家提供舆论支持,抨击庸俗守旧、玩弄技巧、内容空洞的平庸之作。《新音乐杂志》很快就成为浪漫主义音乐营垒的一面旗帜,引起音乐界的注意,有许多后来成为伟大作曲家的青年作曲家最初受到过舒曼的支持,其中包括肖邦、门德尔松、勃拉姆斯。与舒曼一同创办《新音乐杂志》的同好们一年之后便相继离去,只剩下他一人坚持不辍,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孜孜……,撰写大量的音乐评论,这些文字后来成了研究欧洲音乐史的宝贵材料。

    前面说到过,舒曼的音乐评论只是他的音乐批评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里。钢琴套曲《狂欢节》、《大卫同盟舞曲》、《克莱斯勒偶记》都可划入这个范围,其中《狂欢节》是主要代表。《狂欢节》写于1835年,这时《新音乐杂志》已发行一年,舒曼在刊物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严厉批评德国音乐界的陈腐风气,抨击因循守旧、阻碍富于生机的浪漫音乐发展的假才子们,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人们惊异的注意。舒曼在言论上为新音乐架桥铺路,在创作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以创作实绩来展示浪漫派音乐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当作反击凡夫俗子的有力武器,钢琴套曲《狂欢节》是典型一例。

    《狂欢节》不同于自巴罗克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一定规范的套曲形式——钢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通常有固定的三四个乐章,体式较为庞大,每个乐章的内部结构也比较复杂。舒曼的钢琴套曲形式自由,由许多活泼灵动的短曲组成,或者几乎就是由一串钢琴小品连缀而成,而整部作品又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思想。《狂欢节》套曲由21首短曲组成,每首曲子都有标题,具有鲜明的描写性和戏剧性,叙述的是在一个狂欢节舞会上,各色人等相继登场,代表进步力量的“大卫同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向代表庸俗保守势力的凡夫俗子展开战斗,引起戏剧性冲突。

    舒曼为这部钢琴套曲取名为《狂欢节》,是借用了西方的狂欢节风俗,又戏剧性地加入了一些字谜游戏。狂欢节是天主教国家在大斋前举行的欢庆活动,起源于古代庆祝新年的到来和大自然复苏的节日。各国的狂欢节日期不尽相同,但狂欢节的庆祝方式基本一致,即化装游行和歌舞狂欢。历史上最热烈的狂欢节是罗马狂欢节,现代最著名的当属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近些年一些西方城市又有恢复狂欢节的趋势。舒曼的《狂欢节》套曲假借狂欢节上化装舞会的习俗,21首小品各代表一个人物的音乐素描,性格化的音乐就是人物的化装面具。其中的几首小品中还用音符字谜拆解的主题贯穿,这个做法又出自舒曼的一次爱情经历。舒曼在老师维克先生家里学琴时,曾爱上一位同在这里入室学琴的少女埃斯特列娜·冯·弗立肯,古板的维克先生看出了苗头,写信告诉了姑娘的父亲弗立肯男爵,男爵就把女儿领回去了,舒曼曾为此而伤心。他到弗立肯居住的小镇阿什去过两次,去凭吊失去的爱情,但没有与昔日的爱人见面。他在写《狂欢节》时,用阿什这个地名拼写的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音乐主题,这四个字母又是舒曼自己姓氏中的字母,四个字母变换组合方式,又形成这个主导动机的变体。在套曲的21首小品中,大部分曲目的音乐主题由这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这样一来,整部套曲的内部就贯穿着一个主题音型,使各首单曲之间有着听感上的关联,就像是一组连贯的主题变奏曲。舒曼在套曲的总标题《狂欢节》之下,还加了一个副题:“四个音符的玩笑”,后来出版时定名为《狂欢节:四音美景》。用人名或地名的字母音符写音乐不是舒曼的创举,在西方,人们很爱玩字母拼合的字谜游戏,这种游戏带到音乐里,就成了音符游戏,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写过这类音乐。

    在《狂欢节》里,经过第一首《前奏曲》之后,各色人等便相继粉墨登场:这里有法国传统丑角皮埃罗,皮埃罗白衣粉面,神色忧郁,他以哲学家的身份自比,常说些故作高深的格言,引人发笑。在皮埃罗之后,出现的是他的搭档阿尔列金,阿尔列金蹦蹦跳跳、吆喝不停,挥舞手中长鞭,丑态百出。后面出场的还有意大利喜歌剧中的丑角潘塔隆和克隆宾娜,有《卖弄风情的女人》在搔首弄姿,有《蝴蝶》在其间穿梭往来,《跳舞的字母》忽闪跳跃,穿插其中。狂欢节上的主要群体是向庸夫俗子进攻的“大卫同盟”。大卫同盟是舒曼主编《新音乐杂志》时虚构的音乐盟友会,他把符合自己音乐主张的音乐家的名字列入同盟会,用这些名字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音乐主张,其中包括莫扎特、肖邦、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莫舍列斯基,甚至包括诗人海涅。这个假设的组织取名“大卫同盟”,是取古以色列王大卫为同盟的庇护者,大卫王是强有力的战士,又是传奇性的歌手,是美好理想的化身。“大卫同盟”里,最主要的两位盟友是弗罗列斯坦和约瑟比乌斯,这两个名字其实是舒曼自己的两个笔名,两个人代表着舒曼的两个侧面,弗罗列斯坦热情而尖锐,态度直率易冲动,约瑟比乌斯沉静文雅,是富于幻想的诗人。在《狂欢节》里出现的“大卫同盟”盟员除了形影不离的弗罗列斯坦和约瑟比乌斯,还有冯·弗立肯、后来成了舒曼夫人的克拉拉·维克、肖邦、帕格尼尼。盟友们在狂欢节舞会上快乐地联合起来跳舞狂欢,最后把庸夫俗子彻底打败。

    钢琴套曲《狂欢节》的构想非常奇特,音乐形象素描很成功,曲作者以快乐又辛辣的嘲弄来讽刺当时德国音乐愚钝保守的评论家。作品发表以后第二天,就有人对号入座,来批评《狂欢节》,结果又招来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的更强烈的讽刺。

    现在人们在欣赏钢琴套曲《狂欢节》时,往往只注意在音乐里寻找那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的主题,而忽略了音乐本身的精巧和浪漫主义特性,更少想到作为音乐评论家的舒曼在为浪漫派音乐开拓道路所付出的努力。

  • “主题轻快活泼,情绪舒畅愉快” 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德国当代小提琴家安妮-索菲亚·穆特在她出版的唱片封面题词中说:“尽管在贝多芬的作品里几乎找不出多少小提琴作品,但贝多芬仍然是最伟大的小提琴文献作曲家。在小提琴协奏曲里,贝多芬为演奏家提供了更多的韵味因素,在这里,他创造了全新的小提琴语言。因此,贝多芬创作了小提琴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

    穆特是一位小提琴神童(在小提琴名家行列里,几乎找不出一位不是神童的),她12岁开始与大乐团合作演出,13岁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知演奏过多少次此曲,并数次录制唱片,她总能在演奏中领悟出蕴涵在音乐里的新的东西,前面的一段话是一位演奏家集几十年艺术经验的肺腑之言,也确实道出了《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小提琴音乐史上的地位。

    贝多芬一生为小提琴写的音乐的确不多,协奏曲仅此一部,但这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却是所有同类音乐中最伟大的。在贝多芬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不乏小提琴协奏曲名作,维瓦尔蒂、巴赫、海顿、莫扎特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都堪称不朽之作,在贝多芬之后的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布鲁赫、柴科夫斯基、圣桑、拉罗等人更是取法于上,继往开来,再加上维奥蒂、维厄当、帕格尼尼、维尼亚夫斯基这些广开风气的小提琴大师的协奏曲,这个领域真可谓是琳琅满目。音乐评论家们在赞美某位作曲家的协奏曲时,总爱说这样一句话:“可以与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并列”,或是“可与贝多芬的协奏曲媲美”,但是,贝多芬就是贝多芬,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无出其右的。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为维也纳名噪一时的小提琴家克莱门特写的。克莱门特儿时表现出惊人的音乐才能,九岁时就开始公演,22岁就是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和乐队指挥。他才艺颇佳,名震一方,经常在音乐会上搞一些炫技的小花样,用稀奇古怪的演奏方式博观众一笑,这种杂技性表演通常被认为是很庸俗的,但克莱门特没有让这些逗听众开心的小把戏影响自己的演奏风格,他的演奏风格是优美温柔、精细雅致,这些特点影响到贝多芬的创作,在《D大调协奏曲》里,他为克莱门特写了大量发挥演奏者特性的乐段。

    贝多芬的《D大调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12月,但该曲是从何时开始写的,没有确切的材料,只知道他为写这部协奏曲之前先写了两部小型作品,用以把握独奏小提琴和乐队的处理,这就是《G大调浪漫曲》和《F大调浪漫曲》,这两首浪漫曲写于1802年,后来都成了小提琴名曲,尤其是F大调,温婉华美,充满柔情,许多演奏家录制过唱片。

    贝多芬作曲不是一位快手,因为他有反复修改草稿的习惯,不到最后一刻不定稿。《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手稿上,贝多芬留下足够的空白,供小提琴部分的修改,修改的过程似乎是艰涩的,因为留下的四行空白都写满了。据贝多芬的学生车尔尼说,这部协奏曲的总谱直到演出前两天才改定,已经没有时间再整理抄谱,所以,克莱门特上台演出时用的谱子是手稿,上面涂改得一塌糊涂。

    1806年12月23日,《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举行首演,由于准备仓促,演出算不上成功。除了几位肤浅的评论家发表了一点评论之外,没有其他反响,当时的评价是“某些不生动的乐句在无休止的重复中容易使人厌倦”。此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人再问津这部协奏曲,只演出了五六次。直到38年之后,门德尔松在莱比锡指挥演出,担任独奏的是只有13岁的约阿纪姆,由于约阿纪姆和门德尔松对这部协奏曲的艺术魅力的挖掘和表现,使它大放光彩,演出获得轰动性成功,从此以后,《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世界舞台上长盛不衰,所有的演奏家都要通过这首协奏曲考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约阿纪姆对作品所作的风格处理是完美的,准确地表现了贝多芬的艺术内涵。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很长时间里被人称作“交响协奏曲”,这是因为贝多芬更注重乐队整体的交响效果,没有留给独奏小提琴很多炫耀技术的机会,这也使这部协奏曲早期不容易受到演奏家重视。后来约阿纪姆在华彩“留白”处写了精彩的华彩乐段,这个情况才彻底改变。现在,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的华彩乐段有三个权威版本,除约阿纪姆外,还有克莱斯勒和大卫·奥依斯特拉赫两位小提琴大师的版本。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采用传统的三乐章形式。第一乐章是从容的快板,音乐的开始是四声轻柔的定音鼓,据传这个音响是贝多芬深夜作曲时,从邻居的敲门声里获得的灵感,后来贝多芬又把这几声敲击声用到《第五交响曲》里,这就是著名的命运之神叩门声。这个定音鼓的节奏,在第一乐章里反复出现了70余次。这个乐章的音乐弥漫着安详的气氛,而不时隐现的定音鼓在暗示着,这是一个崇尚力量与勇气的人在歌唱。慢乐章是抒情诗一般的变奏曲,曲调流畅,淳朴自然。第三乐章照例写成回旋曲,基本主题轻快活泼,情绪舒畅愉快。这个乐章里的第二个插部极尽柔情浪漫,快乐与幸福感完全洋溢在表情上,旋律优美动听易上口,最值得熟记于心反复吟咏。这个乐章的最后留给独奏小提琴一大段华彩,这段光辉灿烂的华彩把音乐推向尾声的高潮,音乐在辉煌壮丽的气氛中结束,这个结尾体现出贝多芬对力量之美的崇尚。

    贝多芬写《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这一年过得比较顺利,他在匈牙利的布伦斯维克伯爵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与伯爵的妹妹泰莱莎相爱,并且订婚。贝多芬死后,人们在他的密件里发现了“致不朽的恋人”的三封情书,没有写出姓名,经研究,这位泰莱莎是“不朽的恋人”的主要候选人。爱情上暂时成功,幸福笼罩着贝多芬,在愉快的心情下写的《D大调协奏曲》感情丰富、性格开朗、旋律优美、洋溢着幸福欢乐的情绪。几年以后,这个婚约被解除。贝多芬一生中写的唯一一部歌剧《菲岱里奥》里的女主角原型就是来自泰莱莎,那时,贝多芬正值创作力旺盛的三十多岁,在他的后半生里,再也没有写过歌剧和小提琴协奏曲。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正式出版时贝多芬把它题献给青年时期的好朋友布洛伊宁,后来,他又把这部协奏曲几乎完全不动地改编成《D大调钢琴协奏曲》,并题献给布洛伊宁离异的妻子朱丽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两部《D大调协奏曲》,一部小提琴的,一部钢琴的。

    充满青春活力的《D大调协奏曲》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有人把它移植到别的乐器上,近年有俄罗斯音乐家用单簧管演奏这部协奏曲,充分利用单簧管尖音区、亮音区、闷音区的音色变化,又发挥了单簧管颤音的特殊音效,把这首协奏曲表现得也很完美。

  • ”清新自然、优美流畅“ 柴科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由12首独立成章的性格小品组成,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还不能算是套曲形式。套曲原义是指成套演出的乐曲,套曲的内部在主题或题材上有一定关联,有时甚至是紧密相关的,如舒曼的《狂欢节》套曲,不仅有题材内容上的关联,在音乐上也有贯穿的主导动机。

    柴科夫斯基是一个多产作曲家,在各种音乐形式方面都有优秀作品传世。谈到柴科夫斯基,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歌剧、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芭蕾音乐。钢琴套曲《四季》一般不列入他的代表作,但是在音乐爱好者心目中,《四季》却十分亲近可爱,人们喜爱这套钢琴小品清新自然、优美流畅的旋律,所以,《四季》流传甚广。

    钢琴套曲《四季》写于1876年。1875年12月,柴科夫斯基接到圣彼得堡一家叫做《小说家》的杂志社的约稿信,要求在一年的时间里每月为杂志写一首钢琴小品,内容表现当月气候特征和俄罗斯生活风俗,每首乐曲配发一首俄罗斯诗人相应内容的小诗。杂志社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勾起柴科夫斯基的兴趣,他欣然允诺,并很快寄出一月的曲子,题目是《炉边》,这是根据普希金的一首小诗的意境所写,表现在俄罗斯的严冬,人们躲在小屋里,坐在壁炉旁,冬夜漫漫,炭火或明或灭,人也昏昏欲睡,静谧安详。

    此后,每月一个固定的日子,柴科夫斯基的管家就会提醒说:“先生,又该寄邮件了吧?”这时柴科夫斯基就坐下来,把当月的曲子完成。写这些钢琴小品成了他每个月定期的音乐游戏,写过就放下,直到下个月仆人提醒之前,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创作灵感不可能随呼随到,在六月和十一月,到了“寄邮件的日子”,柴科夫斯基腹中空空,找不到理想的表达方式,于是拿两首平时写好的性格小品拿来充数,这就是十二首乐曲中最出色的两首:《船歌》和《雪橇》。后来,柴科夫斯基把这十二首钢琴小品集成一套出版,取名《四季》。

    《四季》的十二首曲子分成十二个月来表现俄罗斯的自然气候风光和生活风俗,富于诗情画意,音乐的总体风格是清新恬淡、自然淳朴,其中既有俄罗斯自然风光素描,又有民间生活画面,有情有景,情景交融,音乐富于俄罗斯情调,有质朴的优美,有开朗的欢乐,又隐含着淡淡的忧伤。艺术评论家总结出的所谓“典型俄罗斯忧郁”在俄罗斯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中都有表现,在音乐中以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为典型,美术家有希什金和列维坦,诗歌则从普希金开创俄罗斯的文学语言开始,就已埋下了忧郁的种子。隐含的忧伤几乎成为俄罗斯艺术风格的副特征。

    在俄罗斯乐坛上,柴科夫斯基没有得到与他同时期的民族乐派的认同,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世界主义者。柴科夫斯基的整体艺术风格应该纳入浪漫主义主流,但他首先是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他在谈自己的音乐时说:“我在宁静的境界中成长起来,从最早的儿童时代起,就浸透了俄罗斯民歌中那奇妙的美。于是,我热情地献身于俄罗斯精神的充分表现。总之,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的确,只有深情地沉浸在俄罗斯淳朴的民族文化中,才有可能用音符描写出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画面。

    当初向柴科夫斯基约稿的杂志社编辑提出的诗配乐的创意可谓是别开生面,他们选编的诗来自普希金、维亚捷姆斯基、玛伊柯夫、费特、阿·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普列西耶夫、茹科夫斯基诗人,这些诗人虽然在文学风格上不尽相同,但入选的诗篇都清新可爱,这些小诗为作曲家提供了生动的意境,加上柴科夫斯基自己的生活感受,流淌出的音乐自然是浑然天成,不含半分矫揉造作。

    《四季》可以说是俄罗斯生活的四时即景,其中一月《炉边》和十一月《雪橇》表现冬天生活的不同侧面,二月《狂欢节》和十二月《圣诞节》反映节日的欢乐,三月《云雀》、四月《松雪草》、五月《清静之夜》描写春天景色,七月《刈者之歌》、八月《收获》、九月《狩猎》是生活风俗的画页,六月的《船歌》和十月的《秋之歌》专注于意境的经营,这两首曲子最能表现作曲家内心忧伤的一面。

    雪橇上的冬趣体现着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

    套曲里最常拿出来单独演奏的有六月《船歌》、十月《秋之歌》、十一月《雪橇》。六月的原诗作者是普列西耶夫,原诗这样写道:“来到夏夜岸边,水波亲抚脚面,星光忧郁遥远,神秘忽闪忽现。”柴科夫斯基把六月写成一首船歌,曲调极尽幽婉流动,级进的旋律从容舒缓,如平静的水波一层层推向远方,小船在朦胧的夜色中渐渐远去,消失在烟波浩淼的水面上。旋律小调的采用使乐曲自然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幽远的意境油然而生。在《四季》的十二首乐曲中,《六月》流传最广,它被改编成管弦乐用于影视配乐,法国影片《熊》用这段音乐烘托出母子间的缱绻之情。《六月》还被改编成各种器乐独奏曲,它的级进式旋律很适合管乐器初级练习之用,被广泛采纳。十月《秋之歌》的诗作者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注意,不是《战争与和平》的列夫·托尔斯泰),诗意表现深秋季节大自然的肃杀之气,柴科夫斯基借此发挥成一首悲秋之作。音乐没有用模仿音型去描写秋风秋雨和秋叶凋零,但凄恻悲凉的情调仿佛是生命的告别,倾诉着孤独与寂寞。十一月《雪橇》的诗作者是涅克拉索夫,他的著名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有汉语译本,文学爱好者非常熟悉。这是一首描写冬日欢乐的乐曲,钢琴模仿马拉雪橇上铃铛的丁冬声,轻快活泼,雪橇在茫茫雪原上逍遥自在地奔跑,一路洒下欢愉快乐的铃声。柴科夫斯基性格忧郁,冬天却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写道:“……俄国的冬天风光对我来说美妙无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雪像无数钻石般闪耀光芒。从我住房的窗口可以视野开阔地眺望远方,多么美好自在,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畅快自由地呼吸吧!”十一月《雪橇》表现的正是晴朗的冬日里自由欢畅的心情。

    19世纪是俄罗斯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启蒙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传入俄国,文学、音乐、美术都翻开了俄罗斯本民族的一页,各类艺术都基于同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到19世纪中后期,文学上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文豪。美术界的巡回展览画派取代了受外来影响的古典主义,建立了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列维坦、萨符拉索夫、希什金、谢洛夫等一大批俄罗斯风景画家使俄罗斯美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音乐方面自格林卡开创了俄罗斯民族主义音乐之后,柴科夫斯基、强力集团继往开来。这是一个广开风气的时代,文学、音乐、美术齐头并进,形成艺术繁荣的局面。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品本身虽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巨作,但作品的艺术风格却反映出当时艺术界的共同特征,它与诗歌的紧密结合,音乐描绘的艺术画面,形成具有艺术通感的美学特质,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

  • “他不是小溪,应该是大海!” 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

    德国古典音乐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没有任何一位音乐家像他那样一生默默无闻而身后却名垂百世。他的作品在他生前不曾广泛流传,去世更是了无人知。直到他辞世后半个世纪才有独具卓识的音乐评论家出版了巴赫的传记,又过了一百年才出版他的全集。巴赫一生创著甚丰,虽然有许多手稿已散佚,但传世作品仍有五百部之多。

    巴赫的被重新“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均律钢琴曲集》的流传。比巴赫晚出近百年的贝多芬在图书馆里研读了《平均律钢琴曲集》之后惊呼:“他不是小溪(Bach:德文,小溪),应该是大海!”一语道出了这部钢琴曲集的博大精深。

    《平均律钢琴曲集》又称作《前奏曲与赋格曲集》,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有24首前奏曲和赋格曲,是为小键琴而作,这是巴赫很钟爱的一种乐器。小键琴和大键琴又叫古钢琴,是钢琴的前身。有说法是巴赫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学习音乐而创作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此说很值得推敲。从作品结构的谨严规整来看,《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确是很优秀的教材,但是,从恢弘的气势和丰富的音乐风格看,它是巴赫一生音乐创作和研究的总汇,无处不折射出巴赫音乐思想的光辉。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当作音乐教材看,就大大低估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当曲集的下卷完成时,他的几个儿子早已功成名就,成为饮誉一方的名家了,当时的欧洲只知道“伦敦巴赫”、“柏林汉堡巴赫”和“比克堡巴赫”,而对他们的父亲,人们只当他是一位老琴师而已。

    《平均律钢琴曲集》上卷编成于1722年,下卷完成于1744年,前后历时二十余载,这段时期是巴赫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曲集的最终完成是巴赫的思想和他对复调音乐探索的总结,所以音乐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是“巴赫大全”。

    巴罗克时期欧洲宫廷里的古钢琴

    巴赫生活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已席卷了欧洲,德国经历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中世纪的幽灵消逝,近代科学正在建立,人们崇尚科学和理性,人的个性正在冲决教会的枷锁,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哲学对巴赫有深刻的影响。巴赫出生的1685年,牛顿已经完成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近代化学从古代炼金术里脱胎而出,近代生命科学正在揭示人体的奥秘,莱布尼兹发明了数学的二进制并建立了数理逻辑。近代科学的诞生使世界变得更加新鲜神奇,促使社会上形成追寻探索真理的风气。巴赫是一个求知精神很强的人,他接受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对数学和哲学都有兴趣,曾研读过莱布尼兹的著作《论智慧》,他显然对数理逻辑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这从他作品的严谨结构上可以看出。巴赫并不只创作和演奏音乐,他对乐器、声学和律学也做过探索研究,因此,他加入了“音乐科学协会”。当时,近代物理对声学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十二平均律理论已经建立,这是把自然音阶一个八度平均分成十二个音程相等的半音,于是音乐可以自由转调。转调和离调是音乐主题扩张发展的最主要手段,它使音乐表现力大大增加,音乐的内涵得以丰富。但十二平均律还只建立在理论上,赖以实践的乐器和音乐手法都还不能相适应。因为那时的键盘乐器调音时按C大调纯自然音阶的音高定音,所以,转移调性时只能局限于几个近关系调,演奏远关系调会出现严重的音准问题,这就是纯律调音的局限性。巴赫对古钢琴进行实验,按照十二平均律调音,在这样的琴上就可以自由转调了。《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十二个半音中的每一个音为主音,分大调式和小调式,建立二十四个调,每个调写一首曲子,共得二十四首,上下两卷合为四十八首。这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运用十二平均律,它展示了音乐创作的新天地,为现代钢琴技术奠定了基础。

    《平均律钢琴曲集》更为值得珍视的还是它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有人说它是一部巴赫大全,这是很恰当的。俄罗斯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说:“在《平均律钢琴曲集》中你可以找到宗教性的、英雄气概的、忧郁的、雄伟的、哀诉的、幽默的、田园风味的、戏剧性的各种性质的赋格曲,它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很美的。”这部作品中的所有曲目都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关于乐曲的具体情节或诗意的构思的说明,巴赫只是用变幻无穷、精细入微的音乐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心世界。《平均律钢琴曲集》的音乐结构很严密,表现出巴赫音乐思维的逻辑性,这与他崇尚理性和数学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是巴赫音乐哲理性之所在。

    巴赫死后五十年《平均律钢琴曲集》出版,随后便成为一部复调音乐的大教科书,后世作曲家几乎都要研究这部曲集,并从中获取灵感。直到今天,它还是钢琴学生和作曲家的必修课。

    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不仅是后代艺术家们研习的经典,也经常被直接移植、改编、配编成新的作品,19世纪法国大作曲家古诺的《圣母颂》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圣母颂》是古诺在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上卷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的乐曲上未加任何改动配上音乐旋律而成。《C大调前奏曲》手法非常简洁素朴,它的音乐主题是一个分解的主和弦,流水一般的琶音不断流动变化,表现出纯洁平和的感情境界。乐曲只是在各关系和弦的琶音上不断流淌,似乎在为一个暗藏的旋律做伴奏。古诺捕捉住这一感觉,把这个若即若离似有实无的弦外之音用一个具体的旋律表现出来,于是写成了《圣母颂》。《圣母颂》的旋律清丽隽雅,境界深邃而超脱,与巴赫的原作吻合在一起,贴切完美,配合得天衣无缝。《C大调前奏曲》成了歌曲《圣母颂》的伴奏,清纯流动的伴奏与端庄旷远的歌曲相映成趣,有如前后相隔一百多年的两位音乐家心灵的契合。《圣母颂》成了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后来又成了著名的小提琴小品。每当小提琴演奏的《圣母颂》响起的时候,伴随小提琴旋律的钢琴伴奏那流畅的音型就像一股清泉汩汩流淌,好像是三百年前的巴赫在天歌唱。

  • “古典主义与浪漫乐派完美结合” 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一向与贝多芬、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列,被称作“四大小提琴协奏曲”。音乐爱好者的这种说法虽有失浅俗,但这几首协奏曲的确堪称小提琴音乐的经典文献。门德尔松在当时的乐坛上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之后,他的名字却因这首小提琴协奏曲而广为人知。任何一位小提琴演奏家都把这首协奏曲列入自己的演奏曲目,在行销于世的CD唱片中可以找到这首协奏曲的60余种不同版本。

    门德尔松的这首协奏曲常被有才能的小演奏者用来证明自己的音乐表现天赋,这些孩子通常只有八九岁,最多不超过十二岁。在这样的年龄上演奏门德尔松,会被认为是天才少年。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曾经被错误地当作门德尔松13岁时的作品介绍给公众,这个粗心的错误无情地击碎了许多人的音乐梦,因为在那样的年龄上圆满地演奏这首曲子尚且不易,更不要说写出这样名垂史册的经典之作。门德尔松9岁开始公开演出,12岁开始写歌剧,很多介绍他的文章称他是音乐神童,这很容易导致对门德尔松的错误理解和评价。门德尔松的音乐天赋固然很好,但是他的音乐成就主要得益于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音乐修养很高,是他的第一位钢琴教师,稍后他又入钢琴家柏尔格和音乐理论家策尔特门下学习,这是两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是一位哲学家,颇有声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关于他的词条,在他的影响下小门德尔松的学业全面而精进,并养成了严谨审慎的学风,这对他的音乐风格影响很大。由于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有机会结交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艺术家:他结交过大诗人海涅;他曾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家里客居,与老黑格尔谈论哲学问题;他多次住在大诗人歌德家里,为比他年长60岁的歌德讲解音乐;他又是著名钢琴家胡梅尔的学生,胡梅尔把自己从莫扎特、萨列瑞那里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他;作曲家韦柏也是门德尔松家的常客。在如此文化氛围里熏染出来的门德尔松养成了冷静缜密的思辨能力,全面正规的教育促成他善于研究发掘古典音乐家的音乐遗产。沉睡了近百年的古典音乐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就是经他的提倡才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其伟大价值的,这对后世音乐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门德尔松26岁就主持德国最著名的格万音乐厅,30多岁时创建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这些艺术经历使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浓厚的学者风度,他不同于莫扎特、舒伯特、罗西尼等天才音乐家,创作起来有如神佑天助,门德尔松的音乐保持着古典音乐式的均衡,感情表达妥帖得体,又不失时代的浪漫气息。有人说门德尔松家庭环境优越,生活道路顺利,故而音乐风格华丽恬美,缺乏震撼力,这有失公允。试想贝多芬之前的古典音乐家,有哪一位是以“震撼”开路的呢?门德尔松固然不像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那样饱尝人世艰辛,但是,他对音乐的严谨态度使他创作的过程同样艰苦。这一点从《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写作过程就可以看出,这首曲子从开始创意到最终完成,前后历时近七年,而作品的价值,可以用20世纪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大师海菲兹的话说:“如果门德尔松的音乐从世界上消失,则其他一切音乐将会终结。”

    门德尔松12岁时为歌德讲解贝多芬的音乐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许多世界名曲一样,背后也有一位演奏家。门德尔松16岁时便结识了比他小一岁的费迪南·戴维,戴维虽然只有15岁,已经是一位有声望的小提琴演奏家了,两个人在音乐上的见解颇为一致,这使二人结成了多年的深厚友谊。1835年门德尔松被任命为莱比锡格万音乐厅总监,他聘请戴维充任乐队长。他创建了莱比锡音乐学院以后,又推荐戴维担任小提琴系主任。在以后的音乐活动中,两个人融洽合作,《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谓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门德尔松最初产生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念头是在1838年7月,在给费迪南·戴维的信里他写道:“我想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给你今冬演出用。有一首e小调的旋律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开始部分老是使我不得安宁。”门德尔松刚刚为这首协奏曲打腹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音乐同道戴维。在他看来,戴维既有音乐天赋,又抱负不凡,勤奋好学,幸运的是戴维一直在顺利地前行,在艺术上没有误入过歧途,这是成就一个演奏家难得的条件。

    但是这首协奏曲并没有在这年冬天写出来,直到第二年夏天,戴维也没有看到一个音符。也许是期待伟大作品问世,也许是技痒难熬,戴维写信给门德尔松,催问协奏曲的进展。门德尔松回信说要想写出光辉灿烂的作品谈何容易,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写得出来呢”?

    后来当戴维终于拿到部分已写出的总谱时,他立即断定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甚至用这部尚未见全形的草稿与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相提并论,他言之凿凿地说在此之前只有一首真正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有两首了。

    戴维的称誉是对门德尔松的鼓励,也促使这位本来就属学者型的作曲家更加严谨地写这首协奏曲,他陆续把写成的新段落交给戴维看,戴维也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门德尔松很重视戴维的意见,他对初稿反复修改润色,用去大量时间,这使作品问世的日期大大向后推移。幸运的是门德尔松和戴维都具有学者气度,审美趣向又志同道合,所以没有发生过争执,尽管写作、讨论、修改拖了长达六年半之久,但是双方都没有失去耐心,更没有发生柴科夫斯基与鲁宾斯坦、勃拉姆斯与约阿纪姆、柏辽兹与哈贝奈克那样的龃龉。

    1844年12月,《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总谱终于送到出版社,而在此之后门德尔松又做出新的改动。有些音乐传记作家谈到门德尔松便说他环境优越、一生顺利,据此便断定门德尔松创作上也轻松自如未入深壑,他们显然忽略了门德尔松一些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

    1845年3月《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格万音乐厅上演,戴维担任独奏,门德尔松因病没能指挥首演。这首协奏曲与许多世界名曲久经磨难被埋没又被发现的命运不同,它一经公演立即赢得声誉,而且历经一个半世纪长盛不衰。只有在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曾丧心病狂下令禁演此曲,但是,德国人太喜欢这首曲子了,他们把门德尔松的名字拿掉,继续上演,纳粹当局也只好听之任之。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倾注了门德尔松的全部感情,处处洋溢着惊人的才华,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乐派完美结合的最高典范,并影响着门德尔松身后一个多世纪继往开来的音乐家。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艺术个性十分显著。门德尔松十分尊崇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大师开创的古典音乐传统,但又不为古典音乐的形式所束缚,他汲取的是古典音乐的精神,即崇高、尊严、自由。门德尔松又是19世纪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他在《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里充满了热情的幻想,加以温柔浪漫的抒情。门德尔松与其他浪漫派音乐家奔放的激情不同,他善于用匀称均衡的形式来控制感情的流露,从这方面看,人们又说他是保守的学院派。但是门德尔松的音乐里绝没有学院派的典雅安逸,相反,他喜欢用简朴的民间风俗旋律表现大自然主题和超诣的幻想主题。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上演之后两年,年仅38岁的门德尔松去世,死因据说是他姐姐芳妮病逝给他带来太大的悲伤。芳妮是门德尔松家族的又一位音乐天才,卓越的钢琴家。门德尔松的48首钢琴曲无词歌里,有一些其实就出自芳妮之手,不过现在已分辨不出是哪几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