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是20世纪前半期欧洲音乐界最出色的少数几个作曲家之一。巴托克生于1881年，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大战结束几个月后，他客死美国。巴托克一生致力于把匈牙利民间音乐融进欧洲主流音乐里，他耐心地搜集、整理、研究民歌，出版了近2000首民间曲调。他是技艺高超的钢琴演奏家，还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教钢琴。他的钢琴曲集《小宇宙》由153首钢琴小品组成，不仅是由浅入深的钢琴教材，也是他个人音乐风格的总结。巴托克的6首弦乐四重奏，是20世纪室内乐的珍品。他留下的音乐作品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晚期的压卷之作《第三钢琴协奏曲》和《乐队协奏曲》。
巴托克的音乐活动时期正是欧洲乐坛纷繁无绪的时期，维也纳古典风格的音乐原则经浪漫主义到后浪漫主义近一个世纪的冲蚀，已经基本瓦解。音乐家们按照自己寻求的方式写音乐，各自的主张经常是相互抵触的，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在象征主义之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微分音音乐、十二音列纷纷出现。当此之时，一些有影响的音乐家认为音乐还是应该保持理性精神，而巴罗克时期的音乐是理性表现的优秀典型。所以，1927年斯特拉文斯基在一家英国杂志发表文章，题目是《重返巴赫》，于是，新古典主义开始出现，并形成有影响的潮流。在巴托克的全部音乐里民族主义是一项主要内容，他是晚期民族主义作曲家里少数几位佼佼者之一；他又受同时期其他流派影响，风格因素很复杂，而最后则归结到新古典主义。《乐队协奏曲》就是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之作，在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管弦乐作品里，《乐队协奏曲》占有一席之地。
《乐队协奏曲》是巴托克留下的音乐里，至今演奏得最多的一部。对这部有五个乐章的管弦乐的情感内容，巴托克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他在说明文字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除了诙谐的第二乐章外，这部协奏曲总的情绪所描绘的，是从第一乐章的严峻和第三乐章悲哀的死亡之歌，逐步转变到末乐章的对生命的肯定。”这样的表现内容，恰好是巴托克生命中最后几年的写照，关于这些，还要从巴托克流亡美国谈起。
巴托克性情敏感，为人正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道主义者。匈牙利历史上长期受外来统治，直到19世纪末才获得有限的独立。进入20世纪后，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失去了大部分土地，部分国土被划入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其他邻国。而巴托克从事的民歌整理和研究恰好有一些是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地区采集来的，有些音乐素材融进巴托克的音乐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政客竟借此攻击他是卖国者，只是由于巴托克的国际声誉，才对他奈何不得。巴托克对匈牙利政府与法西斯主义的暧昧关系也很厌恶，30年代中期以后，德意纳粹分子气焰日益嚣张，匈牙利政府依靠纳粹势力恢复国土的梦想昭然若揭。此时，欧洲的恐怖空气越来越凝重，托斯卡尼尼因为拒绝演奏纳粹的进行曲而遭到纳粹党徒暴揍：暴徒们竟在剧院里当众掴他耳光，打得他头破血流。这一事件对巴托克刺激很大。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勋伯格等音乐家早已看出苗头不对，逃到美国去了。正直而性格固执的巴托克，不是明哲保身的人，他不避讳自己的反纳粹立场，不与当局合作；他以版权所有为理由禁止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台广播他的音乐，在德国纳粹控制了音乐版权机构之后，他收回自己的版权代理权，转到英国的代理机构去。有了这些举动，再加上他的言论，国内甚至欧洲是住不下去了，他于1940年取道西班牙逃往美国。由于情况紧急，在西班牙丢失了全部行李，当他携妻子到美国时，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
巴托克在美国并没有受到他期待中的英雄般的礼遇，因为欧洲来的政治难民实在是太多了。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大批精英人物聚集在这里，没有人太多地注意他。美国处在战争萧条中，大量涌入的人口使生存机会变得很少，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实际上成了退隐生活，只能靠不多的演出机会，挣少量的钱维持生活。不幸的是他又得了白血病，身体极度虚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托克仍顽固地坚持不接受救济。
1943年，巴托克的身体状况更坏，经济上同样的窘困。经友人西盖蒂等人的奔走，指挥家谢尔盖·库谢维茨基拿出一笔钱，以自己的基金会名义向巴托克委托作曲，条件非常宽容，宽容到委托人似乎并不想真的拿到什么作品。这笔钱实际上是变相救济。巴托克可能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先是拒绝委托，经劝说才接受下来。休养两个月之后，巴托克身体得到一些恢复，8月开始动笔写《乐队协奏曲》，到10月已经完成了全部总谱，很难想象以他那样的病弱之身怎么能完成这么繁重的劳动。
乐谱提交给波士顿交响乐团，1944年12月，库谢维茨基指挥波士顿乐团首演此曲，取得很大成功。10个月后巴托克去世，他的辞世激发了人们对他的作品的兴趣。演出、广播、出版非常频繁，在他所有管弦乐里，《乐队协奏曲》是脍炙人口的一部。
《乐队协奏曲》实则更像一部交响曲，音乐里没有设独奏乐器。巴托克使用“协奏曲”一词，显然是借用巴罗克时期复协奏曲的概念，给乐队里的各种乐器留下施展的空间。从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可以稍稍透露出巴托克的新古典主义倾向。音乐共分五个乐章，第一和第五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当然是经过改造的奏鸣曲式，旋律性很强，但无法用大小调体系规范，也不遵循调性原则，节奏变化多端，是传统里没有的。所以，所谓“新古典主义”，旨趣主要还是在于“新”上。有的音乐评论家根据五个乐章的布局，穿凿出整部作品采用拱形结构，暗示与文艺复兴时期某种风格形成联系，来证明对“古典”的借鉴，其实也是不必要的。单纯从形式上研究音乐，往往会忽略最值得注意的东西，那就是曲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乐队协奏曲》的主题材料非常丰富，乐队技巧又十分高超，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在第三乐章“悲歌”里，阴暗的情绪泛滥上升成狂想性的悲剧高潮，是英雄末路的悲恸。这里使人们联想到巴托克自己的命运，仿佛在聆听巴托克为自己唱响的挽歌。乐曲的第五乐章以快速的无穷动力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接着出现的舞蹈性节奏使气氛越来越活跃，直到光芒四射的尾声，体现出巴托克所说的“生命的宣言”。
古典主义的瓦解、纳粹主义的嚣张、自身命运的悲唳，构成巴托克音乐的大量不和谐因素。
巴托克的生命不因为任何“宣言”而留下，在《乐队协奏曲》获得演出成功后不到一年，他死于白血病。临终前几天，他拼出最后的力气写完《第三钢琴协奏曲》，弥留之际他对医生说：“还有这么多东西在我脑子里，我对此只有遗憾。”
《乐队协奏曲》给乐队的各种乐器都留有施展的空间，对整个乐队的技术也是一种考验，高水平的交响乐团都愿意通过这首乐曲展示自己的技巧，这使它成为现代音乐里演奏机会最多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