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
真正掀开中国建筑声学历史新篇章的是1959年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它标志着中国的建筑声学进入了崭新的科学时代。
1954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观礼时问建工部部长刘秀峰：“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坐一万人的礼堂来？”毛主席的话令人沉味：一）“万人”二字显示出东方巨人之气概；二）“礼堂”二字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脑海中沿袭的仍然是延安礼堂。延安时期礼堂和50年代剧场的不良音质效果，使周恩来等工程负责人深刻地认识到“上万人听”是必须用科学态度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所有人听清毛主席的讲话，技术问题也许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
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亲自点名声学专家马大猷负责，带领全国可动员的全部声学力量进行攻关。马大猷先生开创性地采用穿孔吸声板降低大会堂内的混响时间，首先保证了语言清晰度，并采用局部区域补声扬声器和座椅局部扬声器与主扬声器结合的方式，保证了每个座位具有足够的声能。
1959年9月12日，首场揭幕，梅兰芳等知名艺术家慰问演出，听众是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工人。人民大会堂观众席9770座，舞台300座，合计10070座，完全不愧“万人大会堂”的称号，是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室内会堂，也是至今为止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室内会堂。从声学角度来讲，混响时间的良好控制和电声系统的成功运用，作为会议使用功能所要求的清晰度完全没有问题，“上万人听”的政治问题保证了，但是，作为演出的效果就勉为其强了，在人民大会堂这一政治活动场所至高无上光环的照耀下，观众和演员已经不在乎它的视、听、演的条件了，能进入人民大会堂，无论演员和观众，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形的身份和价值的体现。
人民大会堂内景
人民大会堂的声学尝试和实践成功，为后来两个国号工程“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的设计提供了技术基础。清华大学建工系的师生们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完成了设计方案，包括施工图设计，然而这两个剧院因当时的国力所限，均没有实施，清华大学的设计也就成了历史。不过，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的设计过程，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建筑声学的发展。
为此，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建筑物理实验室，并有马大猷先生的研究生留校任教，专门从事建筑声学研究。1960年3月，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物理教研组编写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建筑声学工作手册》，为建筑声学在我国的科学普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总页数不到60页，包含了当时的主要成就。内容有：声学术语，声强计算，混响计算，声学测定，噪声控制等。
另外还有一本《剧场中的声学问题》，收集了许多国外建筑声学实例。这些书籍是教师和学生在首都剧场、天桥剧场、人民大会堂现场测量和调研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是我国第一批比较系统全面的建筑声学专业书籍，到“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尚没有其他成套的资料超越这一时期的成就。中国建筑声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确立了。
人民大会堂
在进行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时，还有一件在全国声学界影响较大的事件，即在天桥剧场进行大规模的建筑声学测试。1953年天桥剧场建成，周恩来发现天桥剧场的二层听音比一层要好，尤其是一层的第8排左右的声音不好，就此提出问题。清华大学建筑系通过文化部，在天桥剧场做了一次实测和主观评价，希望搞清楚天桥剧场各个位置的音质状况。因此，专门举办了一次音质测定晚会演出，邀请了歌唱演员、相声演员参加演出。建筑界、声学界、音乐界、教育界共1500人参加了测试。还制作了调查表。这次的声学测试成果发表在1959年的第四期《建筑学报》上，论文题目：“北京天桥剧场音质测定及初步分析”。论文分析了天桥剧场音质缺陷的成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此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礼堂）的声学设计，时间是1959年，为国家大剧院做了准备。礼堂约能容纳1000人，建成后，对音质反映很好，成为一时的典范。直到90年代，又拆除重建，音质不如以前。还有1960年竣工的二七剧场，为铁道部文工团的专用剧场，音质效果评价也很不错。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
需要指出的是，音质评价带有很强的主观特色。因为评价活动中的政治色彩，以及人们对建筑声学设计的朴素的良好预期，有使主观评价正面偏向化的倾向。例如，1951年10月与人民大会堂同时竣工的北京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当时的音质评价也是不错的。俱乐部室内采用水泥大拉毛的做法用于吸声，后来证明这种做法实际并无声学效果。
这一时期剧场最显著的特点是商业性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部由政府支持的国营剧场。反映在像建筑声学这样的技术层面上，由为票房价值服务，转变为更重视主管领导的意见，“纯声学技术”研究更加深入，而与剧场经营相关联的技术研究，以更加贴近大众居住的实用声学研究受到了较大抑制。其后期的结果是，学科虽然确立，但需求量不能贴近民众，从业人员屈指可数，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技术条件很好的剧场，生存却举步维艰。
●?“文革”时期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造成国力空虚，剧院建设量严重下滑。196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的规定》，使得“文革”期间国内的新剧院建设进入了低谷期。新建剧院为数不多，几乎全部归因于外交政治需要，共分两大类，一类是为满足国外交流或国外演出团体访问需要而建的，一类是为树立国际形象而建的援外剧场。
“文化革命”对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大批判，但是，有些优良的传统也同时给否定了，反映在剧场设计上，谦逊为学的精神少了，模仿抄袭的实用主义多了。然而，思想深处的儒家君臣意识并无任何改变，唯领导是瞻的品行依然根深蒂固，一方面大喊“打倒‘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思想”，另一方面，骨子里又“只听上级领导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并影响至今。
广州友谊剧院
广州友谊剧院建于1965年8月，主要目的是力了配合每年一度的“广交会”。广州剧院明显地沿袭了50年代剧场声学设计的手法，音质效果没有进步。其主设计师、广州建筑设计院的余峻南在一篇文章中谈到“1964年底我接受友谊剧院的设计任务，把兄弟院设计的图纸原封不动地搬去施工”。可见，余峻南在设计广东友谊剧院时模仿，甚至可以说抄袭了国内的其它剧场的设计图纸。1964年之前国内新建的剧场数目不多，可以猜想，抄袭的应该是北京的首都剧场、二七剧场、天桥剧场等。多快好省的初衷是正确的，但人穷志短，随意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风气，与当今普遍存在的盗版实为一脉相承。
1970年代，西哈努克在南宁定居，为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于1972年，兴建了南宁剧院。南宁剧院的一大特点是，贵宾室十分豪华铺张，共建有两个，一个可容纳50人，比首都剧场的还要大，还要气派，造价达到全部投资的10%，这明显是上级领导为显示社会主义“面子”的政治需要。南宁剧院的主设计师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蒋大星和高雷等人，观众厅的体型等声学处理基本仿效了首都剧场和天桥剧场，甚至顶棚的船型声反射造型直接照搬了当时尚未竣工的杭州剧院。
南宁剧院1972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剧院。1972年，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特批了杭州剧院项目。1973年开工，一度停工3年，1978年10月建成。观众厅设计反映了对建筑声学设计的重视，这是1958年以来建筑声学研究的成果的集合。杭州剧院的声学设计交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完成。在舞台台口两侧和上方的形体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其对于声音的反射作用。面光和耳光设计，也都综合考虑了舞台灯光和声学效果。这些注重建筑功能的思想，反映在剧场建筑的形式上，表现了出现代主义特征，没有太多虚假的装饰。
杭州剧院
当时，国内虽然经济困难，但对外显得慷慨大方。有点“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的意思。1964年至“文革”结束，援外剧场约有10多项，基本为全部赠送。重要的有：几内亚人民宫，索马里国家剧场，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家大厦，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青年之家，扎伊尔人民宫等。这些剧场都可见首都剧场和天桥剧场的影子，建筑声学上鲜有突出者。
几内亚人民宫
●?改革开放时期
从1976年开始，我国的剧场发展逐渐复苏。“文革”期间压抑已久的文艺活动重新焕发活力，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渴望，使得戏剧演出再度繁荣，拥有很大的观众数量。此时出现的剧场建设高峰可视为对于“文革”期间禁止建剧场的一种反弹和补偿。这一时期，很多设计院都有建设剧场的任务。因剧场设计的复杂性，模仿文革期间兴建的剧场的风气，在全国各地非常盛行。
广州友谊剧院、南宁剧院、杭州剧院，都成为了学习、模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始有向国外学习剧场设计经验的趋向，不断有我国的访问团体到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要剧场参观访问，带回了新的信息。但是剧场建设中，长官意志，忽视软件，无视剧场运营对于剧场设计的决定性影响，是普遍现象。
贵阳川剧院形式几乎完全与南宁剧院一样，其他很多同时期剧院也大同小异，这是建设方领导、设计院领导、设计师大量涌到广西参观南宁剧院的结果。对于南宁剧院船形体吊顶的模仿，也很快在国内的剧院建设中成力—种时髦。模仿，在—些地方剧演变成为形式的游戏，甚至忘掉了，或根本不知道其声学作用的初衷。效仿者很多，如：贵阳的朝阳影剧院，锦州的铁北影剧院，北京的顺义县影剧院。一些模仿者任意改变船型体的尺寸大小和材料。南宁剧院的材料做法是预制钢筋混凝土，容重大，刚性大，对于声音反射有帮助。但是有的模仿者为了减轻吊顶的载荷，将材料替换为轻质的石膏或胶合板，丧失了声音扩散的作用，成为形式上的摆设。
深圳大剧院
从80年中期开始，外国设计公司开始介入我国的剧场设计。始建于1984年，落成于1989年的深圳大剧院，就引入了英国的舞台设计公司参与剧院设计。深训大剧院在我国的剧场发展史上有特别之处，她是第一个具有表演艺术中心（Performing Art Center)性质的大剧院。由于地处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深圳大剧院象征了先进剧场发展方向。
北京地区改革开放后首个引入外国设计到剧场中是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即亮马河路附近的世纪剧场。该工程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共同倡导，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向两国政府建议、利用中国政府拨款和日本政府无偿援款共同建设的项目。始建于1986年，落成于1989年。
保利剧院
保利剧院落成于1991年（1984年立项），稍后于世纪剧场，设计者与深圳大剧院的设计者相同，设计过程中也有大量外国建筑师参与。外国人的设计为这些剧场带入了新空气，从建筑形式到室内装修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虽然很多地方设计的不尽如人意，但是当时“洋货”质量普遍优于“国货”的现状，使得很多人从心理上有偏向国外设计师的倾向，这为90年后大量外国建筑师涌入中国打下了伏笔。
保利剧场设计中，建国以来首次引入了商业运营的概念，其剧场规模、声学效果、装修档次都考虑了与日后经营的协调，并且在投入运营前，做了大量的商业宣传，使众多对“广告”尚无免疫力的国民，先入为主地信任了保利剧院的品牌，包括其认为其音质具有极好的效果。“洋人”的到来，令国内设计师对剧场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开始出现反思，学者们对剧场设计与经营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看法，尤其是逐步认识到了剧场运营对于剧场设计的影响。不过在后来的剧场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这说明学术意见并未进入剧场建设的运作机制当中，政府领导的观念和意见事实上主导了剧场的发展方向。
保利剧院内景
就声学而言，这一时期的剧场数量很大，不乏有优秀之作，但是由于仍以政治集会和配合政治集会之后的歌舞演出为主，观众大多并非购票入场，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宣传，大众对音质良好效果的认可极为有限，除保利剧院等为数不多的商业运作比较成功的剧场以外，几乎没有人们普遍知晓的哪个以音质效果而著称的剧院。90年代中后期，这些剧院基本都翻新改造了，它们原来的音质效果的记忆，人们就更加模糊了。
